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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纶父子与张竹坡

金人瑞的评点才能震动了当时文坛。一时间反对他、詈骂他的人固然不少，但崇拜他、学习他的人却更多。就在金人瑞遇害后不久，廖燕即作传赞道：“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始开生面。”并指出，当时“效先生所评书”已成风气（《二十七松堂集•金圣叹先生传》）。事实上，有清一代，汗牛充栋的小说评点几乎都以金人瑞为典范。然而，从总体来说，没有一个超过了金人瑞。其中较有成就或影响的，除脂砚斋、闲斋老人等外，要数毛纶、毛宗岗父子和张道深了。

毛纶、毛宗岗父子  毛本《三国》，近现代一般著录为毛宗岗所作。毛宗岗（一六三二——一七0九以后），字序始，号孑庵，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是金人瑞的同乡，与《隋唐演义》的编撰者褚人获友善。但据毛纶《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等记载，《三国志演义》的评改实由毛宗岗与其父毛纶共同完成。毛纶，字德音，号声山，与金人瑞是同时代人。他在当时也颇有文名，但一生穷困不仕。中年以后，双目失明，乃评《琵琶记》、《三国志演义》以自娱。评书时，由他口授，再由其子毛宗岗校订、加工和最后定稿。其书卷首有康熙己未（一六七九）李渔序一篇，称《三国志演义》为“四大奇书第一种”。后通行本将李序删改，伪题“金人瑞圣叹”作，并改称《三国志演义》为“第一才子书”。序后有《凡例》十条，说明毛氏父子修订《三国》的原则。其主要精神为：修改文词，使之流畅；辨正史事，增删内容；整顿回目，改为对偶；削除论赞，改为古诗；删尽原评，另作批点。从中透露了他们对于历史演义小说的某些看法。他们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除了见于回评和夹批之外，卷首的《读三国志法》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字。

《读三国志法》第一条就是强调正统思想：“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根据这种思想，他批评了“陈寿之《志》，未及辨此”和“司马光《通鉴》之误”。而表示要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来进行修改和评点。他们认为《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之意“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以自附于《春秋》之义”，因此，这部小说是“继麟经而无愧”。这可以说是他们批评《三国》的思想纲领，对后人评价《三国志演义》的思想意义和人物形象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毛氏父子对于作品、包括故事与人物的具体批评多为史论。在文学性的批评方面，他们的观点与方法基本上是效法金人瑞的，但也有不同与发展，特别在历史小说论方面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

金人瑞曾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三国》“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读第五才子书法》）明显贬低“据实指陈”的历史著作与历史小说，强调小说的艺术虚构。毛氏父子的观点与此针锋相对，认为“读《三国》胜读《水浒传》”。他欣赏“《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说：“《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读〈三国志〉法》）他们认为，写一部成功的历史小说比写其他小说，乃至比写历史著作更难，难就难在要在“真实可考”的基础上写得脉络贯通，首尾相应，波澜曲折、引人入胜。为此，他们的历史小说论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题材的选择。他们在《读〈三国志〉法》及第二十七、四十八、五十三、八十五、百一十六等回的回评中反复强调：“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大于三国者也。”“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有此天然妙事，凑成天然妙文，固今日作稗官者，构思之所不能到也。”这就是说，人才辈出、风云变幻的三国历史本身，是创造这部波澜壮阔的“绝世妙文”的必要条件。应该说，这不论从小说与现实的总体关系上来看，还是从历史小说创作的具体条件来看，都有它合理的因素，但他们过分地强调“天然自有”的决定性意义，未免对作家主体的创造力估计不足，失之机械，且又往往把这种“天然妙文”说成是由“造物者”所作，决定于“天”，就更不足取了。

第二，结构的完整。“天然妙事”是纷繁奇幻，历史小说家就必须匠心独运，巧作安排，使作品成为一个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三国》之作之所以难于《史记》和胜过《列国志》，就在于它能将各段文字联属、贯串得好。毛氏父子在金人瑞“文法”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诸如“巧收幻结之妙”、“以宾衬主之妙”等多种技法，，强调宾与主、正与奇、避与犯、连与断、刚与柔、冷与热等相互调剂与配合，又使全书脉络贯通，成为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所谓“文之彼此相伏、前后相因，殆合十数卷而只如一篇，只如一句也。”“文如常山率然，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岂非结构之至妙者哉！”（第九十四回回评）在这整体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对《三国》的艺术构思的具体分析颇有见地，如论全书有六条线索相互联接交互于其间云：

《三国》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其叙献帝，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以曹丕篡夺为一结；其叙西蜀，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其叙刘关张三人，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其叙诸葛亮，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其叙魏国，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其叙东吴，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凡此数段文字，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延缓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

第三，适当的妆点。毛氏父子作为历史小说的批评家，在正面论述时尽管多强调实录之真而少赞同下笔虚幻，但在具体评述时，却也不时赞同演义之“妆点”（第四十四回）与“虽未有此事，然不可无此文”（五十回夹批）。在第二回评论有关黄巾起义的描写时说：“三大国将兴，先有三小丑为之作引；三小丑既灭，又有众小丑为之馀波。从来事实，未法径遂率直，奈何今之作稗官者，本可任意添设，而反径遂率直耶？”这就不自觉地倾向了小说艺术的虚构性。再如他们对于如貂蝉的故事，以及关羽的“秉烛达旦”、“独行千里”、“义释华容”、“单刀赴会”等基本虚构的情节，也都大加赞赏。这都说明了他们对于能增强小说艺术感染力的虚构并不持彻底排斥的态度。他们的这种以真为主、以虚为辅的历史小说理论，实际上也正是“七实三虚”的《三国志演义》创作实践的总结。

对于人物形象，他也注意到“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分析了作者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来刻画了许多生动的形象。尽管毛氏父子也用叶昼、金人瑞等用过的语言来肯定《三国》“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写出来真是好看”（第三十五回回评），但他们实际上更注重于人物的类型美。在《读〈三国志〉法》中，他们将诸葛亮葛孔明、关云长、曹操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称之为“三奇”、“三绝”，“乃前后史之绝无者”，这主要是由于这三人分别是古今来“贤相”、“名将”、“奸雄”的第一人。小说中其他林林总总的人物形象，也大都具有“运筹帷幄”、“行军用兵”、“道学”、“文藻”等等一定的类型美的意义。这与他们所批评的小说的创作实践也是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