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本”《儒林外史》的评点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批判与讽刺儒林为中心的世情小说。目前所见的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其卷首有署名“闲斋老人”的序一篇，绝大多数回末附有无名氏的总评。序和回评是有清一代评论《儒林外史》的最重要的材料，影响颇大。有关闲斋老人与回评者的情况，众说不一。有的认为闲斋老人即是小说作者吴敬梓，也有人认为是和邦额；有人提出写出序者与回评者是同一人，也有人从评语的前后矛盾中觉得回评者也可能不是同一人。这些都有待于资料的发现而找到确证。从序与回评的具体内容来看，前者较为概括，后者较为具体，但观点上大致相同，故放在一起加以论述。

一、“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   闲斋老人序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首先就在于它抓准了《儒林外史》的主旨：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娇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事实正是这样，《儒林外史》的基本思想就是对于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富贵的批判。它把知识分子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作为区别他们品格高下的标尺，辛辣地鞭挞了形形色色追名逐利的无耻文人，热情地歌颂了一些轻视功名富贵的正人君子，从而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危害和封建社会的罪恶。回评也接着一再指出：“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第二回）；“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开中即叫破，却只轻轻点逗，以后千变万化，无非从此四个字活现出地狱变相，可谓一茎草化太六金身”（第一回）。而在当时，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富贵是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因而评者必然与小说作者一样，指导批判的矛头直指“科举之法”：“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功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不得手者，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贾，坐食山空，不至于卖儿鬻女者几希矣。倪霜峰云：可恨当年误读了几句死书。死书二字，奇妙得未曾有。不但可为救时之良策，亦可为醒世之晨光钟也。”（第二十五回评）这样的批评对于正确认识小说的主题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于平实中得神似    卧闲草堂本序文和回评的贡献还在于丰富和深化了我国世情小说的写实论。闲斋老人序的开头，即在与“《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这“四大奇书”的比较中指出了《儒林外史》的特点：“迥异元虚荒渺之谈也”。在回评中，曾多次谈到《儒林外史》描写的是“世间真事”，追求的是“近情着理”（第三回）。它要求写人物都要“量体裁衣，相题立格”（第三十六回），使“魑魅魍魉，毛发毕现”（第三回）。于此，他还提出了“真玉有瑕”说：

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玉之有瑕。美国微软公司玉以无瑕为贵，而有瑕正见其为真玉。

这一观点与脂评所说的“真正美人”“有一陋处”说相通。回评者在提倡真实性、合情理时，比之前人有所发展的是更强调了写实的客观性。我国的通俗小说从“说话”发展而来，叙事主体往往以“看官听说”等形式直接介入，以致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到《金瓶梅词话》仍不能完全做到冷静、客观的描写。《儒林外史》在这方面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因而促使了回评者在理论上进步，非常强调写出实小说不加议论，不作评判，而只是通过真实、客观的描写，让读者从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中自己去感受是与非、褒与贬。这就叫做“不加论断，而是非立见”（第七回）：

张静斋劝堆牛肉一段，偏偏说出刘老先生一则故事。席间宾主三人侃侃而谈，毫无愧怍。阅者不问，而知此三人为极不通之品。此是作者绘风绘水手段，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第四回）

才说不占人寸丝半粟全家家中已经关了人一口猪。令阅者不繁言而已解。使拙笔者为之，必且曰：看官听说，原来严贡生为人是何等样。文字便索然无味矣。（同上）

在强调写实的客观性的同时，回评者又提出要对现实的日常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追求“神似”。他在第六回回评中说：

……俗笔稗官，凡写一可恶之人，便欲打欲骂、欲镣欲割，惟恐人不恶之，而究竟所记之事皆在情理之外，并不能行之于当世者，此古人所谓“画鬼怪易，画人物难”，世间惟最平实而为万目共见者，为最难得其神似也。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世情小说就要写“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也即闲斋老人序所说的“摹写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这是承传了欣欣子序提出的“寄意于时俗”、凌濛初等主张写“耳目之内。日用起居”的观点；二是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对这些日常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而“得其神似”，写平常的人物也要“写出其人之骨髓”（第七回），追求一种高于生活的普遍意义。《儒林外史》正是达到了这一“神似”的境界，因而使人读完后“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似乎生活到处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

三、“以谑语诛之”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讽刺见长的世情小说，所以鲁迅从表现手法的角度来分类时将它称之为“讽刺小说”。它将明代《西游记》、《金瓶梅词话》以来的谐谑讽刺艺术推向了高峰。卧本回评者对此颇有认识，因而在总结这方面的艺术经验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了《儒林外史》娴熟地运用讽刺手法的社会原因并肯定了它的积极意义。在第四回回评中说：

上席不用银镶杯箸一段，是作者极力写出。盖天下莫可恶于忠孝廉节之大端不讲，而若索于末节小数，举世为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

《庄子•天下篇》有云：“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故这里“不以庄语”云云，即明示作者当时乃“天下沉浊”，像范进那样“大端不讲，而苛索于末节小数”的虚伪矫饰之风已经弥漫于整个世界。回评者认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用谑语讽刺乃是针砭浊世的有效良药，诛灭恶习的特殊武器。在讽刺理论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卧本回评者的这一见解值得注意。

在肯定讽刺艺术的社会价值的前提下，回评者对小说的讽刺技巧作了多方面的总结。最基本的也就是通过客观、冷静的描写，使讽刺对象在与自身言行或相互关系的对比中自然地暴露出破绽或矛盾，从而产生讽刺的效果。“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既是写实文学的基本要求，也是讽刺艺术的重要基础。比如第二回写夏总甲其人，“夫总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贵？而彼意气扬扬，欣然自得，颇有“‘官到尚书吏到都’的景象”。读者将他的神态与身份一对照，就不能不感到十分可笑。再如胡屠户，平时根本不把范进放在眼里，而当范进一旦中举，他就把范进当作“文曲星”下凡，无限敬畏。第三回评曰：“轻轻点出一胡屠户，其人其事之妙一至于此，真令阅者叹赏叫绝！”与这类同一人物的前后言行的对照不同，评者还指出了运用人物间的相互对比、映衬而产生了讽刺的效果。如第二十九回评曰：“以小杜之风流，形三人之龌龊。”这是借正面人物来以正形反，以显“微辞”。另一类是运用侧笔、反笔和加一倍等方法来达到讽刺的目的。如第十一回中有两则回评就揭示了这一表现手法：

夫以一女子而精于举业，则此女子之俗可知。盖作者欲极力以写出编修之俗，却不肯用一正笔，处处用反笔、侧笔经形击之。写小姐之俗者，乃所以写出编修之俗也。

老阿呆才进相府，便荐出一位高人。阅者此时已深知老阿呆之为人，料想老阿呆所荐之人平常可知，然而不知其可笑又加此老一等。……吾不知作者之胸中能容得多少怪物耶？

卧本的回评者对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总结尽管还不够深入，但自有其真知灼见；他对中国古代世情小说的写实论也有所发展，值得重视。《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例言》称其“论事精透，用笔老辣”。解弢的《小说话》甚至认为它的评点超过了金人瑞：“小说评语，吾最取《儒林外史》。金人瑞之《西厢》、《水浒》，其才过人，笔亦夭矫，然吾总嫌其过于张皇。”这些评价虽似过分，但也有它的道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