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而发生了激变。十九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等致力於变法活动的同时，文学的价值观念有所变化，意识到文学需要革新，也创作了一些“新派诗”和“新文体”作品，但并未特别予以强调和号召，故未具规模，声势不大。戍戌变法的失败，逼着他们更加重视舆论宣传，而文学作为通俗、有效的宣传工具自然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同时，孙中山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在迅猛发展，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明程度有了极大提高。这些都促使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得以巨大发展并迅速形成了高潮。一八九九年，梁启超率先明确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汗漫录》、又称《夏威夷游记》），不久又提出“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全面而又具体地描述了各体文学革新的纲领和目标。他的号召得到了维新派和部分革命派乃至其它政治派别的进步作家的广泛响应，在文学的创作、评论、研究、翻译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一个崭新、全面的兴盛局面。后来，随着维新派蜕变为保皇党，特别是於一九0六年前后与革命派公开论战之后，威信大跌，其文学革新运动也由盛转衰。综观这场来去匆匆的文学革新运动，虽然未能彻底地清算传统旧文学的糟粕，也未能妥善地吸取西方新文学的养料，难免有“粗率浅薄”之弊，但它在中国文学和文学思想史上毕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旧文学的结束和新文学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文学推进到现代化。而在这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梁启超。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同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并称“康梁”。戍戌政变后逃亡日本，主张立宪，辛亥革命后任司法总长、财政部长，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平生著作宏富，编为“饮冰室全集”。“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乃是梁启超东渡日本之后在新形势下思想稍有激进，又受了日本译英语“Revolution”一词为“革命”的影响而首先提出的。根据目前所知的文献资料，最早见于梁启超1899年12月25日的《汗漫录》（又名《夏威夷游记》）：

予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辞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於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渡。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年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

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 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新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

这段话可谓梁启超关于“诗界革命”的纲领性文字。自一九0二年至一九0七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饮冰室外诗话》，则是通过对于当代诗人、诗作的批评，进一步阐发“诗界革命”的理论和总结“诗界革命”的实践。综合两者的基本精神，其论“诗界革命”的要旨如下（本节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以上两书）：

一、分析了“诗界革命”的大势：诗界必须革命，而今正当时机。梁启超认为，中国千馀年诗之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大都因袭模仿，难有创意，所写的一些佳章名句，也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这种局面犹如“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求新，无出路，所谓“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然而近年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在维新变法的运动中，以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诗界三杰”为代表的诗人，陆续创作了一些“新诗”，开辟了诗界的新境，正预示着诗歌发展的趋势。正因此，他热情地肯定了“新诗”的进步，坚决地反对“薄今爱古”，认为“诗界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梁启超对于“诗界革命”形势的这一分析，一方面固然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基于他对于政治形势的认识。他认为当时的国家正处于维新变革之期，作为服务于这一变革的诗歌也必然随之而革新。所以他的《汗漫录》在分析了“诗界革命”的形势后明确地说：“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这清楚地说明了他将诗界的新机看作是革命风雨将临的徵兆。换言之，诗界革命乃是政治变革的必然产物。

    二、指明了“诗界革命”的方向：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具备”。梁启超这里所说的“意境”，与王国维所标举的情景真切、自然交融的意境有不同的含意，主要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及描写对象。他所说的“新意境”乃“不可不求之於欧洲”，实为表现近代世界新兴的社会理想、哲学观念以及其自然科学、物质文明。比如他推崇黄遵宪《今别离》等诗“纯以欧洲意境行之”，“陵轹千古，涵盖一切”，就是因为歌颂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及对地球自转的科学发现等。当然，他也指出这些诗的“新意境”，主要还是停留在“物质上琐碎粗疏处”，未得“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以“诗界革命”的高标准而言，还未达到应有的境界，但与过去相比，也不妨谓之描写了“新理想”，“独辟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纪诗界中”。与此相联系的，梁启超的“新意境”当然也包含着歌颂爱国、图强、尚武、变革等现实政治内容。如他盛赞黄遵宪的《出军歌》等“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此而极矣”。又如评“感种族之将烬，代一棒于当头”的来稿《灭种吟》曰“溶铸进化学家言，而每章皆有寄托，真诗界革命之雄也”，都反映了梁启超的“新意境”的实际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但其基本精神是要求反映新思想，描写新事物，将国民引向新境地。至于梁启超所说的“新语句”，主要是指运用“欧洲语”、“新名词”。他指出，丙申、丁酉间谭嗣同、夏曾佑等作“新学之诗”，就“颇喜撏撦新名词以自表异”，如谭诗《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度。巴力门即parliament 之译音，为英国议院之名。又如其赠梁氏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乃用《新约全书》的故实，若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另外，所谓“古风格”、“旧风格”、“古声”，梁氏虽无具体诠解，但从其实际运用中可以窥见，大致是指传统诗词的风味格律而已。梁启超认为：有新意境、新语句，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

     根据“三长兼备”的标准，梁启超检验了黄遵宪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代表诗人的“新诗”，发现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缺陷，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诗界革命”的必要和努力的方向。黄遵宪，是梁启超最推崇的近代诗人，在多处地方称赞说：“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近世诗人能溶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然而，梁启超认为黄诗“新语句尚少”，亦有欠缺。反之，夏、谭之诗“善选新语句”：“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梁氏一再指出，夏、谭诸子“当时沾沾自喜”，而“至今思之，诚发可笑”，他们虽然“得风气之先”，但“思想之程度若此”，诚不足以当“革命”之称。因此，夏、谭等人在丙申、丁酉间提倡“新诗”，并不等同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他们的“新学之诗”只是“诗界革命”的前奏。梁启超正是在总结“新诗”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 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者统一为 方向的“诗界革命”。

     三、规定了“诗界革命”的重点：输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梁启超所提出的“三长”实可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其“新意境”即指新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其“新语句”、“古风格”是指诗歌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两者之中，梁启超明确地将诗歌的思想性放在第一位。他说：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

很清楚，“新名词”并非革命要义，“旧风格”本无所谓革命，三者之中要“革命”者首为“精神”，以创造“新意境”。正因为黄遵宪最能将“欧洲意境行之”，“溶铸新理想入旧风格”，所以梁启超在字里行间对黄遵宪的评价高于沾沾自喜於搬弄新语句的夏曾佑、谭嗣同。但是，即使是对黄遵宪，他也认为“未能确然成一家言，即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究其原因，当时“学界之情状”如此：“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於诗界乎？”因此，梁启超的结论就是：在当前革命的形势下，诗界必须革命；诗界要革命，必须首先革其精神创新意境；要革其精神，必须首先输入欧洲的“真精神真思想”。他作为“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就表示“吾虽不能诗，惟新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充当诗界革命的马前卒。

综观梁启超“诗界革命”的理论，其目的是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服务，其精神主要是输入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其结果确实促进了当时诗歌的革新，推动了中国诗歌近代化的进程。然而，他过分地强调了诗歌的政治性、功利性，而就形式方面明确提倡的只是“新语句”、“古风格”。其“新语句难免显得偏侠，其“古风格”毕竟趋于保守，不要说与以后的白话诗运动相比存在距离，就是梁启超自己也看到“新

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三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归根到底，梁启超由于并未注重倡导艺术形式的革新，致使他的“诗界革命”本质上只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号召，旧形式的束缚难免影响着新意境的创造，影响了“诗界革命”的实绩。

“文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与提倡“诗界革命”同时，也见於《汗漫录》。梁启超在该文国谈及有关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著作的读后感时说：

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於是也。

很清楚，他将输入“欧西文思”视作“文界革命的起点”。“文思”两字分而解，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合而解，则重要是指西方的文化精神。因此，梁启超“文界革命”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精神是与其“诗界革命”合拍而呼应的。然而，梁启超个人与诗界和文界的因缘大不相同。对于诗，他自称“向不能为诗，自戍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倡导“诗界革命”后，以一部《饮冰室诗话》在舆论界树立了权威；对于文，他尽管几无一篇专论，却以从“时务体”到“新民体”的大量创作实践和夹杂着片段的论说而成了“文界革命”的旗手。故他的“文界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实际上贯串於戍戌变法前后，不自一八九九年正式提出“文界革命”始。

梁启超散文改革的思想是与其积极参与维新活动，重视“报章文字”密切相关的。早在维新运动的准备阶段，如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就认识到报纸为“国之利器”（陈炽《庸言·报馆》），“上则裨於军国，下则益於编氓”（《新政真诠·新政论议》），强烈要求解言禁，办报纸。梁启超从投身於维新活动起，就十分重视报纸的作用。一八九五年五月，他在《致汪穰卿书》中即指出：“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於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不久，他先后主持《中外纪闻》、《时务报》的笔政，开始其“报馆生涯”。其《时务报》创刊号即有《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指出“觇国之强弱，则於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来愈多者，其国愈强。”他认为，报纸不仅可“响导国民”，而且能“监督政府”：“报馆者，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也。”（《敬告我同业诸君》）总之，他把报纸作为鼓吹维新，动员群众的最理想的工具，竭尽心力地从事报章文字的撰述和编辑工作，致使《时务报》一时风靡全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他的以“报章文字”为主体的“新文体”散文也随之而大放光彩。

梁启超倡导“文界革命”的方向与其对思想内容的要求同“诗界革命”的精神基本一致，但其对于语言方面的要求两者却有很大的出入。在诗歌领域，梁启超坚持传统的“古风格”，这就与运用“新语句”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故他实际上对于诗歌镶嵌“新语句”、“新名词”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而他对于散文的态度则大不相同，不但自己的创作杂以俚语和外国语法，显得通俗明畅，而且在理论上一再强调言文合一，鼓吹“俗语文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白话化。他说：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迹。……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巳，凡百文章，莫不有然。（《小说丛话》）

另外，狄葆贤在《论文学小说之位置》一文中也写到：

    饮冰室主人常语余，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亦应有然。近今欧美各国学校，倡议废希腊、罗马文者日盛，即如日本，近今著述，亦以言文一致体为能事。……故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也。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故言文分离，此俗语文体进步之一障碍，而即社会进步之一障碍也。为今之计，能造出最适之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参半焉。

所谓“俗语文学”（或称“俗语文体” ），实际上就是“言文一致”的白话文学。梁启超在“文界革命”中，尽管其理论上还没有如裘廷梁等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响亮口号，其实践也停留在“言文参半”的阶段（后来他也写白话文），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还是俗语文学为上，指明了“俗语文体”即是“文界革命”在语体上改革的方向。中国的白话文学正是经过了“文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逐步走向成熟，梁启超倡导“俗语文学”是有其历史功绩的。

   “诗界革命”的口号由梁启超首创，一时间得到广泛的响应。然后，被梁启超誉为“近世诗家三杰”之首、其作品可称“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饮冰室诗话》）的黄遵宪，却至死不脱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处处讳言“革命”两字，故他自始至终一直没有附和“诗界革命”的口号。晚年《与严又陵书》云：“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这实际上也就是他对于“诗界革命”的明确态度：既反对严复的顽固立场，也反对梁启超的激进提法，而主张用“维新”两字来概括当时诗歌及整个文学的革新运动。因此，自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起，一般论著将黄遵宪作“诗界革命”的“最早的倡导者”，实有所误会。当然，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诗歌革新运动，其形成有一个过程。黄遵宪的诗歌“维新”的理论和实践与梁启超“诗界革命”在大方向及主要内容方面都是大体一致的，故作为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要求诗歌革新的思潮而言，黄遵宪无疑是一个最初的发动者，而且是一个最有成绩的实践家。

黄遵宪（一八四八——一九0 五），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举人，历任驻日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注意研究外国政治经济等情况，致力于保护华侨利益。回国后，任江宁洋务局总办，加入强学会，参与创办《时务报》，以救亡图存为已任。一八九七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按察使，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创议设学校、筹水利、兴商业，力谋国家的富强独立。次年任出使日本大臣，未行，戍戌政变起，罢归。著有《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

黄遵宪于晚年（一九0 三年），正当梁启超竭力鼓动“诗界革命”之时，他在《与丘菽园书》中回顾、总结了一生对于革新诗歌的看法云：

思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林，不能不属于诸君子也。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仆老且病，无能为役矣。执事其有意乎？（《小说月报》第八卷第一号）

这里，他提出了自己早在青少年时代即有“别创诗界之论”，并以目前“不克自践其言”而感到遗憾。今查黄遵宪“别创诗界之论”，初见于同治六年（一八六八）二十一岁时所作的“杂感”诗。此诗表示了对“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的现象表示困惑，提出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这虽然很难说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但确可说明他革新诗界的动机早已萌发。此后，他在实践中努力创作“新派诗”。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他将诗作初次编集后作《自序》一篇，对其“别创诗界”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同年，他有《与梁任公书》，所谈意见与上《序》大致相同。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维新党人夏曾佑、谭嗣同辈作“新学之诗”成风，黄遵宪也就在《酬曾重伯编修并示兰史》中首次揭櫫了“新派诗”的名目。其诗云：“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忘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手撷芙蓉策虯驷，出门惘惘更寻谁？”前有小序云：“重伯序余诗，谓古今以诗名家者，无不变体，而称余善变，故诗意及之。”此诗及序说明了“新诗派”乃“善变”而来。诗中“光丰之后”谓道光、咸丰以来，“巨蟹横行”指横写的西方文学。此两句点明了“新诗派”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对它前途的展望。不久，梁启超即大力鼓吹“诗界革命”，并以黄遵宪的作品为“新诗”的模范。黄遵宪“避其名而行其实”，虽然不提“诗界革命”，但其“维新”诗歌的精神与梁启超息息相通。一九0二年给梁启超一信又对革新诗歌发表了重要意见：

    报中（按：指《新小说》）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西堂以前，有李西涯乐府甚伟，然实诗界中之异境，非小说家之支流也。）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至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辞（即“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之辞也），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至其题目，如梁园客之得官，京兆尹之禁报，大宰相之求婚，奄人之纳职，候选道之贯物，皆绝好题目也。此固非仆之所能为，公试与能者商之。吾意海内名流，必有迭起而投稿者矣！（《黄公渡先生手札》）

以上，将黄遵宪“别创诗界”、“维新”诗歌的主张作了历史的描述。将此与梁启超“诗界革命”的理论相比较，其中有异者，略有以下几点：

（一）对于革新诗歌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不够鲜明、直接和大胆。梁启超态度非常明朗：首先，“革命者，当革其精神”，把“创新意”、写“新思想”放在第一位；其次，强调创造“新意境”首要是“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用“欧西文思”，创造“欧洲意境”，提倡引进西方新兴的哲学社会思想和物质文明来改变旧的面貌。因此，其理论新的色彩十分鲜明。黄遵宪则不然。他既没有将思想内容的革命加以强调，又从未直接号召书中输入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精神，祗是借用一些古老的命题、含混的提法来达到革新诗歌内容的目的。他的纲领性的口号即是“诗外有事，诗中有人”，也即为关心现实，表现个性。用类似的语言来表达这样的思想，在中国古代、近代文论中已屡见不鲜。当然，黄遵宪诠释这句口号时有新的内涵：要求诗歌“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也即“用今之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于诗”。这样广泛而笼统的范围当然也包含着反映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特别是就黄遵宪本人的“耳目所历”而言更不容置疑，所以他的诗作确实也如梁启超所赞誉的那样，能创造“欧洲意境”。但是，一般人的“耳目所历”与黄遵宪等少数先进人物相比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仅仅以其个人的见闻和思想是很难一定创造出新意境的。总之，黄遵宪在陈旧的口号之中，其理论导向是不鲜明的。这或许与他在政治改革运动中一直采取“潜移”、“缓进”、“蚕食”等比较稳健的立场有关。

   （二）对于革新诗歌语言形式方面的主张比较明确、切实和强烈。早在二十一岁所写的《杂感》诗中，黄遵宪就率先提出了诗歌口语化的重要问题。后来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中进一步根据中外言文分合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总结“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的发展规律，呼吁更变文体以“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梁启超正是接受了他的影响也大谈言文合一，倡导“俗语文学”。然而，梁启超提倡“俗语文学”时，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散文领域，促成“文界革命”。对于“诗界革命”，虽也将“新语句”作为内容之一，但他的“新语句”主要是指诗句中镶嵌一些“新名词”而已，没有强调整个诗歌语言的口语化。而且，他觉得“新语句”与“古风格”存在矛盾，“新语句”又非“革命之实”，故实际上不大注重诗歌语言的革新。与此不同，黄遵宪不断注意语言形式的革新问题，不但将言文一致的思想贯彻到诗歌领域，而且努力推举一些与此相关的其他表现形式问题。如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主张“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就是希望继承发展韩愈、苏轼、曾国藩等“以文为诗”的传统，以散文自由变化的句式融入诗歌，解放诗体。晚年与梁启超信中提出的“杂歌谣”更值得注目。据他设想，这种“有韵之文”，“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其句式“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毫无限制，其风格或壮或丽、或古或俳，或浓至，百花齐放。假如这样形式的诗歌又以口语写出，岂非是一种全新的诗！以后白话诗的模式不就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对此，黄遵宪虽然谦虚地说“此固非仆之所为”，但实际上，他一生一直在自己的实践中对诗歌语言形式的革新作大胆的探索，如《出军歌》、《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就写得语言通畅，形式自由，节奏明快，别成一体，乃至如《山歌》九首等被胡适称为“全是白话的”了。当然，从黄遵宪诗作的总体来看，还是写得奥衍富赡，“以使事用典擅长”（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一些“新诗”在艺术上也并不很圆熟，“现在看来，实在平常的很，浅薄的很”（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这些“新诗”及理论上提倡诗歌语言形式的革新，正反映着巨大的变革，代表着发展的方向。黄遵宪在中国近代诗歌革新运动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恐怕也正在此。

   （三）对于吸取古代诗歌优秀传统的论述比较具体。黄遵宪反对盲目崇古，模拟因袭，“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束缚”，但他并不简单地一概排斥传统，而是主张积极吸取传统的精华，为当前诗歌的“维新”服务。特别在《人境卢诗草自序》中，他从创作精神到表现手法，多方面地谈了自己对于继承传统的看法。除了上文引及的主张学习“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和“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之外，还提出要继承《诗经》以来的比兴之义、《离骚》和古乐府的“神理”，乃至对于曹植、鲍照、陶潜、谢灵运、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及近代诗人的艺术经验都要不拘一格地借鉴、吸取，使自己的诗歌在新的时代中，既深深地植根於民族传统的沃土中，又“不失乎为我之诗”，具有独特的新风貌。黄遵宪的这一思想和创作实践，为梁启超所赞赏。梁启超就认为黄遵宪诗歌的最大成绩是“能溶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但是“古风格”的内涵是什么？如何“以古人之风格入之”？梁启超在当时都没有具体论述。到他真正对古典诗歌发生兴趣和认真研究的时候，“诗界革命”的热情早已衰退了。不过，不论著是梁启超还是黄遵宪，对于“古风格”的追求，固然使他们注意从民族传统中吸取营养，但同时也束缚了诗体的彻底解放，影响了“新派诗”向“白话诗”的过渡。

    在维新派诗人中，对革新诗歌感兴趣的大有人在。就理论方面而言，作为维新派政治领袖康有为的意见也值得重视。

    康有为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又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戍戌后易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他是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变法失败后，流亡出国，思想日趋保守，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至辛亥革命后仍进行复辟活动，但他始终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南海先生诗集》等。康有为学诗，深受杜甫影响。其诗学观念，也基本上未出传统樊篱。特别是前期，他强调创作诗歌的要领是“情深而文明”，并循“温柔敦厚”的诗教，用富有想像的夸张的语言来加以表达，即所谓“咏叹淫佚之辞”（（《味梨集序》）。戍戌变法以后，在学生梁启超“诗界革命”的理论影响下，也有一些新的因素注入了他的诗学观念中。当然，他与黄遵宪一样，口头上是坚决不谈“革命”的，但实际上还是附和了“诗界革命”，并以他的影响壮大了这场运动的声势。一九0九年，也即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后十年，他在《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中比较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关于诗歌的新看法：

一代才人孰绣丝，万千作者亿千诗。吟风弄月各自得，复将凝薪空尔悲。正始如闻本风雅，丽葩无奈祖骚词。汉唐格律周人意，悱恻雄奇亦可思。

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深山大泽龙蛇起，瀛海九洲云物惊。四圣崆峒迷大道，万灵风雨集明廷。华严帝纲重重现，广乐钧天窃窃听。

意境几於无李杜，目中无处着元明。飞腾作势风云起，奇变见犹神鬼惊。扫除近代新诗话，惝恍诸天闻乐声。兹事混茫与微妙，感人千载妙音生。

邱炜萲（菽园）与麦孟华（孺博）、麦仲华（曼宣）兄弟，都是当时维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康有为在这里对着分别撰写过《饮冰室诗话》的梁启超和《五百石洞天挥尘》的邱炜萲说要“扫除近代新诗话”，口气不可谓不大，但究其实质，所论不过是梁启超“旧风格写新意”的翻版。试看第一首，在批判弥漫诗坛的吟风弄月的作品毫无价值的同时，指出了诗歌要学习《诗》、《骚》的精神，重风雅，有寄托，并继承汉唐以来传统的艺术形式，注意文采，情感深沉，笔力雄奇。正是在之这“旧风格”的基础上，他在第二首中强调了创造“新世瑰奇异境”。而这种“新意境”的创造，主要取决于扩大眼界，把目光投向世界，即是“更搜欧亚造新声”。这种由于吸取国门之外的新题材、新思想所创造出来的“新声”，自然是古代诗人所不能企及的，于是康有为歌颂这类作品为“意境几於无李杜，目中无处著元明”，乃至如天上妙音，能感人千载。这就是康有为所描绘的一幅革新诗歌的蓝图。在这里，核心是一句：“更搜欧亚造新声。”关于这一句的思想，在他前几年写的《人境庐诗草序》及《日本杂事诗序》中可以找到注脚。因为这两部诗集的作者黄遵宪正是康有为心目中“更搜欧亚造新声”的典范。其《人境卢诗草序》云：

    嘉应先哲多工词章者，风流所被，故诗尤妙绝，及参日使何公子峨幕，读日本维新掌故书，考於中外之政变学艺，乃著《日本国志》，所得於政治尤深浩。及久游英、美，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溶铸，而自得之，尤倜傥自负，横览举国，自以无比；而诗之精深华妙，异境日辟，如游海岛，仙山楼阁，瑶花缟鹤，无非珍奇矣。

这里就正确地揭示了黄遵宪新诗之所以能日辟“异境”，其关键就是由于能将中、西学术之长“荟萃溶铸而自得之”。本文所论采欧、美、日之长，偏重在政治思想方面，犹梁启超所说的“新理想”，而《日本杂事诗序》中所述黄氏所采，则偏重在名物、历史等知识，指扩大了诗歌的内容题材：

    吾友嘉应黄观察公度，壮使日本，写《日本杂事诗》，……如游扶桑之都，迈武门之酷炎，羡维新之昌图，嘉高、蒲之秀烈，庶王、朱之令谟。其於民俗、物产、国政、人才，了如豁如，如家人子之自道其家人生产也。黄子文而思，通以瑟，周以大地，略佐使轺，求百国之宝书，罗午旁魄，其故至博以滋；而日本同文，而讲其沿革、政教、学俗，以成其《国志》，而耸吾国人，用意尤深，宜其达政专对绰绰也。《杂事诗》者，亦黄子威凤之一羽而巳。

当然，作品的题材、内容与思想倾向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作品的取材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倾向。康有为认为，描写日本维新的新事物、新现象，就能引导国民以“日本新强”为借鉴，走变法维新之路。所以他接着上文说：“方今日本新强，争我於东方，考东国之故者，其事至急。诵是诗也，不出户牖，不泛海槎，有若臧旻之画、张骞之凿矣。”归根到底，他还是希望“更搜欧亚造新声”的作品为其现实政治服务。他指出，黄遵宪这所以能成为杰出的诗人，就是因为他首先是个超群不凡的政治家，诗歌激荡着忧时爱国、关心人民的深情：

    自是久废，无所用，益肆其力於诗：上感国事，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益动于自然，而华严随现矣。公度岂诗人哉！而家父、凡伯、苏武、李陵及李、杜、韩、苏诸巨子，孰非以磊砢英绝之才，郁积勃发，而为诗人者耶！公度之诗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郁郁青葱，荫耸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

康有为主张笔搜欧亚，创造新境，为现实政治变革服务，其精神是符合“诗界革命”大方向的。梁启超在一九0二年至一九0 七年《新民丛报》上连载《饮冰室外诗话》时，他也经常赐稿与梁，可见他并不反对学生在那里高唱“诗界革命”，并在实际上接受了梁启超的影响。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康有为明确表示“更搜欧亚造新声”的观点都是属于后期的。此时他们与民主革命党公开决裂，打出保皇的旗帜，政治上日趋反动。因此他所强调的诗歌政治性在本质上已经脱离、甚至违背了历史潮流。后来他遍游欧、亚、美、非四大洲三十一国，考察政治风俗，寻求救国药方，结果所得的结论竟是：“熟考中外之故，明辨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乃益信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神，升平久期，自由己极。”（康有为《法兰西游记》）正因为他带着有色眼镜观察欧亚，欧亚也就在他眼里变了形。这正如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所说的：“有为……尤喜以孔子学说，衡量欧、美一切宗教、道德、政治、风俗，犹之林纾以古文义法衡量欧美文学也，所言之韪不免於非。”他所搜的“欧亚”也难以创造出“新声”。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黄遵宪等大力推动“新文体”、白话化，乃至“文界革命”的运动中，谭嗣同、裘廷梁等人有关文体革命的呼声也值得注意。

谭嗣同 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维新变法中的激进派。变法失败，慷慨就义。后人编有《谭嗣同全集》。他是“新学之诗”的积极实践者，也是“报章文字”的热情倡导者。他认为：“新闻报纸最足增人见识，……今日切要之图，无此过者。”（《报贝元徵书》）因此，他在自己积极为《时务报》、《湘学报》撰稿的同时，竭力号召维新党人勇于投入报刊实践，撰写新体散文，进行舆论宣传。一八九七年《致汪康年书》说：“居今之世，吾辈力量所能为者，要无过撰文发报之善矣。”针对当时一些顽固派“时时以文例绳之”，用老框框来挑剔“新文体”，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专论《报章文体说》，热情洋溢地歌颂报刊文章为“总宇宙之文”，“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迎头痛击了顽固派对於新文体的种种烂言。当然，谭嗣同所论的“报章文体”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散文距离极大。他不但将政论文、应用文统统包括在内，甚至将诗赋韵文等也“兼容并包”。显然，他完全是从报刊宣传的效果出发，而不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待文体革命的。但是，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正是这种“报章文体”猛烈地冲破了古文、骈文、八股文等传统散文的陈规陋习，为现代散文的产生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此，谭嗣同与梁启超等大力倡导“报章文体”，不仅仅在近代报史上影响深远，而且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意义重大。

谭嗣同在鼓吹改革文体时，进一步强调改革文字，以促进文休的变革，其《管音表自叙》强调“求文字还合乎语言、声音，必改象形字体为谐声，易高文典册为通俗”。平心而论，他在这方面的意见并无多少新义。只是把它放在文体革命、变法维新的大前提下，由他这位变法运动中的著名活动家振臂一呼，就显得有点非同一般了。

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近代文体革命的运动中态度是积极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甚至也相信“俗语文学”必将代替文言文学。但是，他们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没有能坚决彻底地提出废止文言文，也没有能明确响亮地提倡白话文。在当时，敢于正式打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

    裘廷梁 裘廷梁（一八五七——一九四三），字葆良，江苏无锡人。早年能作古文，被称为“梁溪七子”之一，后留心西学，积极投入维新运动，提倡白话文，组织过“白话学会”，编印过《白话丛书》，主办过《无锡白话报》（一八九八年出版，第五期起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辛亥革命后废原名、字不用，“更名可桴。示不复预时事”（丁福保《可桴裘先生家传》）。著有《可桴文存》。一八九八年他在《苏报》上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是一篇系统宣传白话文的代表作。

《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基本思想，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或多或少地均有所触及，他与黄、梁等人稍有不同的是提倡白话文的态度更加自觉，精力相对集中，论述比较系统，实践最为积极。这特别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否定文言文坚决而彻底。从黄遵宪起提倡言文合一，就意味着对文言文的否定。

他们对骈文、古文，特别是八股文也进行过猛烈批判，像梁启超等也坚信“俗语文体”的嬗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们对于当前的文言文并不主张立即废止，从整体上加以全盘否定，而是希望经过一个“言文参半”的过渡阶段，待“造出最适之新字”后，才进入“言文一致”的境界（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引梁启超语）。他们对于传统散文的批判，也往往侧重在种种“陈规陋习”上。而且，他们把“俗语文体”流行与否往往限定在“文学进化”的范围内，认为这种文化现象固然与国家盛衰有关，但它本身不是政治。裘廷梁的态度则比较激烈。他认为，文言文使“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从而濒临“将亡”的境地；因此他主张只有将整个文言文立即废止，“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国家才能得以振兴。显然，这种过激观点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在当时为彻底破除时人对于文言的迷信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 赞美白话文具体而全面。时论推重白话文的好处主要是“适用于今，通行于俗”，

便于写，便于读，便于大众所接受，从而充分地发挥其社会作用。一般说来显得比较笼统。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则分八个方面列述了白话文的优越性：

    请言白话之益。一曰省日力：读文言日尽一卷者，白话可十之，少亦五之三之，博极群书，夫人而能。二曰除憍气：文人陋习，尊己轻人，流毒天下；夺其所恃，人人气沮，必将进求实学。三曰免枉读：善读书者，略糟粕而取菁英；不善读书者，昧菁英而矜糟粕，买椟还珠，虽多奚益？改用白话，决无此病。四曰保圣教：《学》、《庸》、《论》、《孟》、皆二千年前古书，语简理丰，非卓识高才，未易领悟。译以白话，间附今义，发明精奥，庶人人知圣教之大略。五曰便幼学：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日魁儒耆宿，殆将过之。六曰炼心力：华人读书，偏重记性。今用白话，不恃熟读，而恃精思，脑力愈濬愈灵，奇异之才，将必叠出，为天下用。七曰少弃才：圆颅方趾，才性不齐；优于艺者，或短于文，违性施教，决无成就。今改用白话，庶几各精于一艺，游惰可免。八曰便贫民：农书商书工艺书，用白话辑译，乡僻童子，各就其业，受读一二年，终身受用不尽。

所论“八益”中，“保圣教”一端虽反映了维新派尊孔保教，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也包含着要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托古改制，借孔学以推行变法的意图。其馀各点，大都符合实际，反映作者希望用白话文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

三、强调了“白话为维新之本”。白话文有利于宣传教育，开发民智，维新强国，这在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等文中早以有所触及，但一般都没有将文体变革同维新变法之间的关系提得像裘廷梁这样直接、明确，更没有将白话文的社会功用夸大到“维新之本”的高度。《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开宗明认，即将白话文与国家兴亡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今之善觇国者觇其民”：“入其国而智民多者，靡学不断，靡学不奋，靡利不兴”；而智民的关键则在于“崇白话而废文言”。接着，他既“虚言其理”，又证以实效，分别以“中国古时用白话之效”、“泰西用白话之效”、“日本用白话之效”，反复论证白话乃是智民强国的根本：

由斯言之，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巳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巳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推广白话文，对于开民智，兴实学，强国家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过分夸大了白话的社会效果，颠倒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显然是不适当的。文中有些证据也失于穿凿。不过就总体而论，这篇旗帜鲜明、论证全面的文章不失为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史上的一篇名作。它吹响了彻底废止文言的号角，预示着近代文体改革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当时早于裘廷梁《无锡白话报》的有《演义白话报》，创刊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七日上海，系一种用白话文编写的文艺性小报，由章伯初、章仲和等主编。该刊第一号《白话报小引》云：“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这也明确地把白话文的改革同国家的奋发图强联系起来。稍后提倡白话文中较著名的还有陈荣袞，字子褒。他也认为“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于一八九九年专撰了《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强调富有宣传力的报纸首先当改用白话。正是在裘廷梁、陈荣袞等倡导下，一时间白话报纸风行全国，除《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之外，还有《杭州白话报》（一九0 一）、《苏州白话报》（一九0 一）、《扬子江白话报》（一九0 四）、《中国白话报》（一九0 三）、《绍兴白话报》（（一九0 三）、《宁波白话报》（一九0 三）、《初学白话报》、《上海新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国民白话报》、《江西新白话报》、《潮洲白话报》、《北京话报》、《伊黎白话报》、《蒙古白话报》等等，据有人统计，清末明初计有白话报刊一百七十余种，数量十分可观。同时，白话书籍大量印行，拼音文字的研究也有很大开展。如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王照，在认识到“今各国教育大盛，政教日兴，以及日本，号令之一，改变之速，固各有由，而言文合一，字母简便，实其至要之原”（《官话合声字母原序》）的前提下，创造了“官话字母”六十个，对文体改革以有力促进。就这样，理论上的热情呼唤，实践上的互相配合，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迅速形成。它作为维新派领导的“文界革命”的一部分，虽然存在着种种局限，最后也没有完成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目标，但它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内的维新运动如报刊发行、书籍出版、学校教育、拼音文字等有着多方面的推动，为以后“五四”白话文运动扫清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它无疑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次进步的语文运动。

  蒋智由 蒋智由（一八六六——一九二九），字心斋，别号观云、愿云、因明子等，浙江诸暨人。中日甲午战争后，力言变法。一九0 二年冬游学日本，与梁启超相识，曾参与《新民丛报》的编辑工作，思想比较激进，一度倾向民主革命，参加过中国教育会、光复会等。一九0七年，参与发起政闻社，担任《政论》主编，鼓吹君主立宪。晚年寓居上海，黯淡孤寂以终。

蒋智由是维新派的活跃分子，新诗派的重要诗人。梁启超曾将他与黄遵宪、夏曾佑并称为“近世诗界三杰”（《饮冰室诗话》）。他早年在努力介绍西方新学时，也注意吸取新的文艺思想，写下了《中国之演剧界》、《冷的文章热的文章》等论文和翻译、评论了《维朗氏诗学论》，发表了一些新颖独特的见解。

一， 提倡用西方自由“原理”，开近世文艺的“新天地”。 一九0 五年，《新民丛报》

第三年第二十二号起连载了蒋智由翻译的《维朗氏诗学论》。维朗（Ev-eron）氏为法国学者。日本近代著名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家、人称“东洋卢梭”的中江笃介曾将其美学著作《Esthetigue》译成日文。蒋氏就“取其关于诗学者译述之，以供我国文艺界之参观”。译述中时有按语，以发挥蒋氏之“已意”。如云：

    按近世纪文化之一大进步，要而言之，谓为“自由”之所产生可也。……文艺亦然，应自由之一原理，遂得脱去古人种种之科臼，文艺於是有新生命。不然，谓文章之气运，至古人而巳尽可也。伟矣载！开近世纪之新天地者，一自由神之权力也。

这在中国文论史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对于冲决封建文化的罗网，开辟文艺的新天地，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由於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也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接受，所以创作自由的原则也为革命派文论家所首肯。如后来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摩罗诗力说》和《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所论“民声所寄，得尽其情“、”平和之破，人道蒸也“，也和蒋智由等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张文艺创作自由的精神息息相通的。

二， 要求遵循艺术规律，“构造”“理想之美”。 蒋智由提倡创作自由，不等于主张

艺术家可以任意涂写。所谓“自由”，主要是指“创一自得之见，发一独到之论”，但也关系到在艺术上遵循一定的规律，去创造理想美，而这种理想美又体现了个性美。他说：“无论画家写天然之景物，至於若何其巧，必不能及照像之尤能逼真。而可称为画家最高之术者，不可不知有理想美。理想之美存于各人精神之间，非可得而模拟，其所到之境界，亦不能追穷其一究竟。窃谓此理即可以之论诗。诗家若但以能咏天然之景物为至高之境，纵语极其工，其能事不过如天而止；而理想上之景物，则全由人意之所构造，其奇妙有非天然之可得而及者。惟所谓理想大有高下之分，此则又当各视乎其人耳。”在这里，所谓“理想美”，就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予以典型化、理想化了的美。他又指出，“理想大有高下之分”，一个作家要成为“一代之大家”，其思想当“占时代思想中最高之一位”，这样才能创造“奇妙”的“理想之美”。然而，他同时又认为，一代有一代的人心风俗，“作者之思想必与时代相同”，“无论何等作者，其思想虽欲过高超绝于一代人心之外，而常若有所不能”。为此，他较好地论述了一个“大家”“必与时代相合而又必稍稍有高出乎时代之处”的辩证关系曰：

    又谓作者之思想，不可不与一代之人心同。其间亦稍有辨：盖一时代之人，往往有以风俗人退化之故，其思想有甚失之於卑近者，若必强作者而与流俗同好，其造诣不必能高。余尝论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者，谓必与时代相合，而又必稍稍有高出乎时代之处。盖过高，则其理为当世之人所不能解。遂於人心之上，不能占有何等之势力；而过卑，则白茅黄苇，亦不能崭露头角，而为千人之所皆见。诗人亦然，其思想不出时代之中，而又不可不占时代思想中最高之一位置，此其所以能为一代之大家也。

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作家创造“理想之美”的基础：既要立足现实，顺乎时代的潮流；又能高屋建瓴，站在时代的前列。在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中，多数人接受了英雄史观，往往自视高出於群众之上。像蒋智由这样既看到了“一代之大家”有高出於时代的一面，而又强调其合乎时代，亦即不脱离群众的一面，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三， 论“冷的文章”与“热的文章”。 蒋智由论文的一大特色，是将文学作品分成

两大类：“冷的文章”与“热的文章“。他在《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四号上发表的《冷的文章热的文章》一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这两类文章的理论基础和相互交融等问题。他首先指出这两类文章的不同特点是：

    热的文章，其激刺也强，其兴奋也易，读之使人哀，使人怒，使人勇敢，此热的文章之效也。冷的文章，其思虑也周，其条理也密，读之使人疑，使人断，使人智慧，此冷的文章之效也。

以“冷”“热”一组对立的概念来论文，实始自明末《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之评点，其后曹雪芹、李百川、张竹坡、脂砚斋、哈斯宝、张新之等人均多有论述。不过蒋智由“冷”“热”论的理论源头主要来自姚鼐的“阳刚”、“阴柔”之说，且与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也有相通之处，然又有他自己的特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区别主要在于：“姚氏盖专以文章之态度言，余则不专以文体论，而从作者所抱之性质及读者所受之影响，而本心理学之义。”这就是说，“冷热”论的视角不重在作品的本体，而主要是从作家创作和读者接受的角度看问题，而其理论基础，则是西方的心理学。

    蒋智由的文学思想较多地融进了西方的新思想，故显得新鲜、活泼、辩证，在维新派的文论家中是不同凡响的，非常突出的。但可惜的是，蒋智由在维新与革命的徘徊之中，最后倒向了君主立宪，致使他的理论最终缺乏革命的朝气，蒙上了一层黯淡的色彩。这和革命派的文论家一比，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