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曾国藩等桐城派

 

         桐城派至姚鼐时最盛，天下翕然，其门人以梅曾亮（一七八六——一八五六）、管同（一七八０——一八三一）、方树东（一七七二——一八五一）、姚莹（一七八五——一八五三）为著名，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说：“四人者为高等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其中，管同早卒，故本节以姚莹 及梅曾亮为代表，略窥曾国藩之前的桐城派文论。

        梅曾亮    梅曾亮，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在姚门四大弟子中，梅曾亮是最短于考证和少谈义理而自认为“稍知者独文字 耳”（《答吴子叙书》）。在《赠汪写园序》中，就强调“宁自居于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处”，“决其一而专处之”。应该说，在我国传统的诗文理论领域内，能这样肯定文学独立的人是不多的。正因此，梅曾亮对我国古代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文学从属于德行，德行可取代于文学的观点不以然，认为这是两门学问，“自古大贤不能兼”，以至对“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圣人结论也明确地表示了异义。

        在强调文学独立性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文学的特性在于“合乎古而乐乎心”（《复邹松友书》）。所谓“乐乎心”，就是指文章能使人产生一种快乐愉悦的情趣。所谓“合乎古”，其实质就是“能得其真”（《朱尚斋诗集序》）。他在《杂说》、《黄香铁诗序》、《太乙舟山房文集序》、《吴笏庵诗集序》等文中反复强调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得其真”；而“得其真”的关键在于“肖乎我”，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其《太乙舟山房文集序》云：

        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人有缓急刚柔之性，而其文有阴阳动静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犹裘葛冰炭也，极其所长，而皆见其短。使一物而兼众味与众物之长，则名与味乖；而饰其短，则长不可以复见：皆失其真者也。失其真，则人虽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真，虽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刚柔缓急，见于言语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盖文之真伪，其轻重于人也，固如此。

梅曾亮把“真”归结为个性，“肖乎我”，这是很有见地的。在中外文论史上，人们在讨论艺术之真时，较多的是着眼在作品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上，只是个别的注意到从作家个性、特定感情与被反映的事物相互交融的角度上来考虑艺术中的真实性，至于像梅曾亮这样说得较为透彻的，更是并不多见。

        方东树   方东树，字植之，安徽桐城人，有《仪卫轩文集》《昭昧詹言》等。他是桐城派的忠实继承者。在道统方面他极力宣传程朱理学，著《汉学商兑》以反对汉学，声称“余平生读书，惟于朱子之言为独契，觉其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抵触者辄恚恨。”（《汉学商兑》三序）因此，他在论文时标榜程朱，鼓吹义理比他的先辈方苞、姚鼐等走得更远。这与他的前辈相比，乃至在整个桐城派中显得特别突出。假如说於姚鼐之后，梅曾亮以文人自居，姚莹以功业名世的话，那么，方东树就以卫道者著称。他的论文最大特点就是打着程朱理学的招牌，强化了桐城文派的“有物”说。

       然而，方树东所标榜的宋儒义理只是个旗号或外壳，今从其一生的主要倾向来看，他所论的义理气节重在适时用世，为改变当前的衰敝局面而建功立业。对此，他专论其“道”的《辨道论》说得很清楚：“君子之言为足以救乎时而已！苟其时之敝不在是，则君子不言。故同一言也，失其所以言之心，则言虽是而不足传矣。”又说：“人第供当时驱役不能为法后世，耻也；钻故纸著书作文冀传后世而不足膺世之用，亦耻也。必也才当世用，卓乎实能济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为天下后世法。古之君子未有不如此励志力学者也。”方东树之“道”既然要立足於“救时”、“济世”，以究兴衰成败治乱之理，故他在论及文章之“本”、强调古文“有物”之时，往往与“实”、“用”、“经济”、“功业”、“政事”等联系在一起，并不空谈其“道”或“理”。如《书惜抱先生墓志后》说：“夫唐以前无专为古文之学者，宋以前无专揭古文为号者。盖文无古今，随时以适当时之用而已。”在《姚石甫文集序》中论及文章根本时，也首先强调“本之以经济以求其大”。总之，方树东不仅在论“道”，而且在论“文”时，都强调经世致用，建功立业，以救时济世。宋儒鼓吹的一套义理气节，都被他涂上了时代的色彩而加以改造过了。

        《昭昧詹言》是方树东晚年所著的一部诗论，其特点是以桐城古文的“文气”“文法”论诗，多采姚范、姚鼐之说，可视为桐城派论诗之学的代表作。书中强调章法、句法；“承上启下”“草蛇灰线”这类评八股文、试帖诗的术语，也随处可见。但还是不乏精到的见解。比如在卷一中，他认为“诗之为学，性情而已”，强调文字，“从自家胸臆中真流出”，要做到“自成一家”，“自开一境”。他还提倡“用意高妙，兴象高妙，文法高妙”，“叙事情景，须得画意”；主张论诗要“以意逆志”，“论其人”，“问其志”。凡此等等，都较合理。再如他对具体作家的评论也能做能不因人废言，而能作出比较全面和实事求是的批评，例如对于曹操、王粲辈的“人品”，他从封建正统观点出发而深恶痛绝，但同时又认为“文士之不足校人品”，“但取其一能，乃亦流传不朽”，故在同一卷中又肯定曹操“可谓千古诗人第一之祖”，王粲诗“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这些都可以看出方树东论诗总的倾向还是比较通达的。

       姚莹    姚莹，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 城人，姚鼐的侄孙。他较早就注意时务与世界大势，收购外国书籍。任台湾道时，值鸦片战争起，积极防御，击败英国侵略者，反而被诬贬官四川。曾奉命入藏处理两呼图克图之间的争端。在贬谪期间，仍努力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著文纵论时事，指陈得失，对英、法、俄等国情况，对印度、尼泊尔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天主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所著《康輶纪行》着重考察西藏地区，警惕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咸丰初年，与林则徐一起起用，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病死于军中。有《中复堂集》。

        姚莹曾得姚鼐嫡传，但丰富的经历、学历与爱国思想，使他的文学理论较桐城传统较大的发展。其一是注重“经济”，也即是经世致用之学。他曾补充修正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为学问三要素之说，《与吴岳卿书》提出读书作文的“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姚鼐说比照，除了将“考证”易为更切实际的“多闻”外，更补入了“经济”为第二要端。按刘大櫆《论文偶记》已云：“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於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注意到“经济”对于文章的作用。但刘氏文论强调的重点别在“行文”之“能事”，这在本书的上一编中已有论及；而姚莹则显然把它当作重点，例如《与陈恭甫书》说；

        海内名人先生，生平闻见多矣。精考订或拙于文章，工辞翰又弱于气节，至于经济世务，多迂曲鲜通。阁下独驰骋于翰墨之场，研参于贾、郑之席，气节世务，矫然通伟，宜可以膺当世之任而塞人士之望矣。

这里显然是把“经济世务”看作最难能可贵的一端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姚莹自己的作为与著述，他所谓“经济世务”，虽然 基本是仍限于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但有了改革弊政、反对侵略的爱国的新内容。

        其二，姚莹论文还提倡“发奋著书”的传统与“沉郁顿挫”的风格。方苞论文重“雅洁”，姚鼐并举“阳刚”“阴柔”之美，虽崇尚“阳刚”，而自己所作乃偏于“阴柔”，这是由所谓“康乾盛世”与方苞、姚鼐的生活地位所决定的。姚莹以其危阨困顿的遭遇与愤慨世事的思想感情，进一步突破了桐城派的传统家法。他在《答张亨甫书》中就详细地论述了文章“不穷不奇，不奇不可以大而久”的观点。其中列举了孔子、老子、庄子、屈原、贾谊、司马迁、曹植、李白、杜甫、韩愈等不同文体的优秀之作，以为它们都可称为“奇”，然后议论说：

        是奇也大抵有所为而后发。……非困顿沉郁，势极情至而不可已，则发之也浅，其成之也不可以大而久。……非困穷忧患，则圣人之遇不奇；非绝无仅有，则宇宙之奇不泄。诸子也各以其穷为其奇而不朽。盖从古无安常处顺、坐至富贵而能奇者，斯其与草木同腐耳。

在《康輶纪行》中他更标举“文贵沉郁顿挫”的主张，对于这种风格的艺术特征与其情思、学识和生活基础作了细致的分析：

         古人文章妙处，全是“沉”“郁”“顿”“挫”四字。“沉”者，如物落水，必须到底，方著痛痒，此沉之妙也。否则，仍是一“浮”字。“郁”者，如物蟠结胸中，展转萦遏，不能宣畅；又如忧深念切而进退维艰，左右窒凝，塞阨不通，已是无可如何，又不能自己。于是一言数转，一意数回，此郁之妙也。否则，仍是一“率”字。“顿”者，如物流行无滞，极其爽快，忽然停住不行，使人心神驰响，如望如疑，如有丧失，如有怨慕，此“顿”之妙也。否则，仍是一“直”字。“挫”者，如锯解木，虽是一来一往，而齿凿巉巉，数百森列，每一往来，其数百齿必一一历过。是一来，凡数百来；一往，凡数百往也。又如歌者，一字故曼其声，高下低徊，抑扬百转。此挫之妙也。否则，仍是一“平‘字。文章能去其浮、率、平、直之病，而有沉、郁、顿、挫之妙，然后可以不朽。《楚辞》、《史记》、李杜诗、韩文是也。呜呼！此数公者非有其仁孝忠义之怀，浩然充塞两间之气，上下古今穷情尽态之识，博览考究山川人物典章之学，而又身历困穷险阻惊奇之境，其文章亦乌能若是也者！今不求数公之所以为人，而惟求数公之所以为文，此所以数公之后罕有及数公者也。

这些识见，较之一般桐城文论的以揣摩古人的行文手法为能事者是超过多了。他的这种文学观念，与龚自珍、魏源颇为接近，事实上也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在道光初年到北京时即与龚自珍、魏源、汤鹏、张际亮等交好，他们的思想言论文章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曾写《汤海秋传》回忆道：

        道光初年，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訾之。亨甫诗歌几追作者。默深始治经，已更悉心时务，其所论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世乃习委靡文饰，正坐气 [三457]耳。得诸子者大声振之，不亦可乎！

这里有力地赞扬了龚、魏、汤 、张诸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心与了解，议论的奇伟，志怀才气的慷慨激昂，肯定他们之作的振聋发聩作用，表现出与他们共同的思想艺术倾向，而所批判的萎靡文饰的不良风气，恰也切中一般桐城派的通病。这决定了姚莹在桐城文派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中说：“植之先生同时友才最大，惟姚石甫先生，虽亲灸惜抱，而亦能自由机杼，洞达世务，长於 经济。植之先生称其义理多创获，其议论多豪宕，其辩证多浩博，而铺陈治术，晓畅民俗，洞及人情。先生自谓其文博大昌明，诚有然也。文事虽未精，而有实用。”又说：“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之后，学者都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都务为经济之学。”指出了姚莹对姚鼐的独特创造及方树东、姚莹在桐城文派中的不同影响。然而方宗诚对姚莹的文章是有遗憾的，所谓“文事未精”，即意味着它不甚合于桐城文统的要求。

        姚莹也注意诗论，表现出与其文论同样宗旨。如《复杨君论诗文书》说：“夫诗之与文，其旨趣不同矣。顾欲善其事者，要必有囊括古今之识，胞与民物之量，博通乎经史子集以深其理，遍览乎名山大川以尽其状，而一以浩然之气行之，然后可传于天下后世；岂徒求一韵之工，争一篇之能而已哉？”又说：“诗之与文，尤无二道也。”他也特别赞扬沉雄悲壮的诗风，如称汤鹏“感慨抑郁，诗多悲愤沉痛之作”（《汤海秋传》）；称张际亮“以其穷忧慷慨牢落古今之意发为诗歌，益沉雄悲壮”（《张亨甫传》）。姚莹还有《论诗绝句六十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第二首云：“辛苦十年摹汉魏，不知何故远风骚；而今悟得兴观旨，枉向凡禽乞凤毛。”深刻地讽刺了诗坛摹拟汉魏古诗的形貌而遗弃《国风》、《离骚》精神的风气，指出了“兴观君怨”是作诗的要旨，这是对宋严羽诗论以至明清时代摹凝汉魏盛唐复古之风的批判。又如对李商隐的诗，姚莹也强调了他的《有感》《重有感》等感时忧国的诗，而不赞成历来论者的一味崇慕其缠绵情思之作：“牙旗玉帐真忧国，莫向《无题》觅瓣香。”姚莹在论陆游诗时，更突出了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恢复失地的雄心壮志：

        铁马楼船风雪里，中原北望气如虹；平生壮志无人识，却向梅华觅放翁。

 姚莹这些论诗的绝句，在抉发前人愤世匡时的真情实感中，也寄托着自己时代身世的感概与抱负，是值得注意的。

         曾国藩   梅、管、方、姚之后，桐城派的阵脚已不免散乱，尤其经过太平天国在东南一带的活动，对桐城派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也进行了猛烈了冲击。所以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详细地追叙桐城派文统时，慨叹“不 闻桐城诸老之声欬也久矣”，而他也就以努力重振旗鼓自任。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故以他为中心的文派也称湘乡派。他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而成为摇摇欲隧的清王朝的“中兴功臣”，也为日薄西山的“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有《曾文公集》。

        曾国藩曾称姚鼐“持论闳通，国藩之初解文章，自姚先生启之”（《圣哲画像记》），并尊姚氏于历代孔、孟、程、朱等三十二位圣哲之列。他的文论，既重张桐城姚鼐的旗号，实际上有很多变化和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式突出“经济”。桐城派自方苞起标举“义法”，其“义”指“言有物”，范围应当说还是灵活的，但失之笼统，且在具体诠释和创作实践上常常仅囿于程朱理学，使作品越来越显得空疏。当时汉学正盛，考据家们以已之长，攻人之短，颇使桐城派难堪。姚鼐为摆脱困境，打出了理义、考据、文章三者合一的旗号，以调和汉宋之争。对此曾国藩十分折服。

然而，义理与考据并重，不等于就此能真正摆脱“空疏”与“琐屑”之病，使文章有切实的内容，为社会所关心。而当时的现实，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更使人迫切地感到空洞的教条、烦琐的考证，难以直接地起到救世除弊、振兴中国的作用。因此一些有识之士都转向经世实用之学，并要求以此来充实文章的内容。这股历史潮流也影响着桐城派的理论。早在刘大櫆的《论文偶记》中即指出“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姚鼐也重视诗文表现“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荷塘诗集序》）。在桐城前辈中，擅长经济功业最著的姚莹更明确地增加了“经济”一项而提出读书作文“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吴岳卿书》）曾国藩接过这一口号，一方面将“多闻”还原为“考据”，以装得更像直接继承姚鼐的样子，力主“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求闕斋 日记类编》）。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将此四者与孔门的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联系起来，以增加其权威性。在这基础上，他稍加发挥和大肆宣扬，使得桐 城文士人人皆知。他当时解释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者的涵义和关系曰：

        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当然，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这四者并非并重，“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曾文正公家书》卷四《致诸弟》）又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可见，他认为尽管义理与经济相合，但义理为体，统帅经济；经济为用，落实义理。假如再加以考据多闻，文章内容就不但显得充实，而且会增强其现实性，更能发挥其社会作用。这一发展无疑会使桐城文士觉得找到了补救空疏之弊的良策，使桐城派文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重视文艺特性。曾国藩在《致刘孟容》书中，尽管承袭了前人的看法而强调了“知道”对于“明文”的重要意义，但坚决反对“崇道贬文之说”。并进一步指出了“道”与“文”之间毕竟存在着矛盾，各自具有特点，假如强行将二者糅合在一起而欲达“道与文兼至交尽”的地步是十分困难的。相反，假如将“道”与“文”分开，让“文”充分表现其个性，则能使古文写得更好。因此，他在《覆吴南屏书》中竟说：“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可说理耳。”这样明目张胆地提出文学作品之一的古文“不可说理”的主张在古代文论中是极不多见的。这种论调在《与刘霞仙书》中说得更加充分，并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当具有“怡悦”人心的特点和功用：

        由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离而为二。敝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习，荡然若丧其所守，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士将“立言”与“立德”、“立功”并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直把它的地位看得非常崇高，假如在后起的本身被视作“小道”的戏曲小说领域内还承认其娱乐消遣作用的话，那么在正统的诗文领域内则从来都是强调其政治、教化作用的。而且文与诗相比，更显得具有浓厚的卫道气息。那些持“作文害道”说的道德家的说教姑且不论，就是“文以载道”、“明理”等思想也有相当的消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散文得以健康活泼的发展。如今，曾国藩能冲破这一框框，大胆地提出“道与文相离为二”，并标出“怡悦”二字，指明古文乃不同於理学教条文字而“别有一番文境”，其目标是要产生一种怡情娱乐的功用。这可以说是一种在中国散文理论史上“扫荡旧习，赤地新文”的见解。

         正因为曾国藩对文学的特性自有其认识，故不计较当时文台上的骈散门户之争，而往往能采取比较调和和折衷的态度，主张“古文之道与骈 散相通”（庚申三月日记）。他的《经史百家杂钞》也选录了若干骈赋。曾国藩之所以重视治古文者济以选学，也是为了补救桐城古文的弊病。桐城前辈强调文字清澄雅洁，不许将“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入古文，难免使桐城散文的语言流于简朴无味。曾国藩在《湖南文徵序》中指出了这一点，说汉学家攻击桐城古文即“所谓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假如桐城古文内容惟性理说教而“空疏”，形式又“淡远简朴”而乏美，则不是走进了死胡同吗？曾国藩不满方苞“不用华丽非常字眼”也正由於此。而当时整个文台上也逐渐滋长起一种骈散相通的看法，姚门弟子刘开在《与王子卿论骈体书》中就发表了“两者但可相成而不可偏废”的见解。与曾国藩同时代的李兆洛、蒋湘南等都有类似的看法。曾国藩及时吸取了这些新鲜的观点，希望古文家学习骈文以重视小学训诂、音节神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就是为了在加强行文气势（下详）的同时，以增饰文采而救其短。

        第三、深入探讨文境。曾国藩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引起人们注意的还有对于姚鼐阳刚阴柔说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把姚鼐分析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与政治道德原则联系起来，谓前者为“天地之义气”，后者为“天地之仁气”（《圣哲画象记》）。“仁”与“义”在古代有不同的意义。《说文》：“仁，亲也。”“义，已之威义（仪）也。”段玉裁注引董仲舒说：“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人，义则由中断制也。”曾国藩于两美之中偏尚阳刚，“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复吴南屏书》），既以补一般桐城古文偏于阴柔之不足，也反映了他注重“威仪”“断制”的封建政治道德方面的倾向。另外，他又进一步把文境细分为“雄、直、怪、丽、茹、远、洁、适”八种，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曾赞曾国藩集“桐城派之大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饮冰室文集》卷七十）。这虽然主要是就他的古文创作而言，但也适用于对他的古文理论的评价。曾国藩在总结历史、针对现实、博采众说、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就古文创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质以及文章风格等方面都发表了比较通融的看法，有些地方明显地对前人有所突破。这些问题，又都属中国古文理论批评史上所长期讨论的重要问题，而自他之后又“罕有抗颜行者”（（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因此，曾国藩的古文理论不仅集桐城派之大成，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对于整个中国古文理论批评的一次小结。

       曾国藩中兴桐城派之所以在文台上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以特殊的权势和文学才能确立了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与他自始至终注意培养和团结一大批人材有着密切关系。据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所录，其幕僚前后共有八十三人之多。除最后十三人罕以文学见称外，馀皆文声藉藉。而就古文辞而言，其中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声名尤著，世称“曾门四弟子”。四弟子中，吴汝纶在文论方面的影响最大。

        吴汝纶     吴汝纶（一八四0——一九0三），字挚甫，安徽桐城人。他在曾国藩古文“不宜说理”的基础上再前进了一步，明确表示不宜将“义理之说施之文章”（《答姚叔节》）。并在对宋学信念产生动摇的同时，对西学产生兴趣，曾主张“救时要策，自以讲习西文为务”（《与李赞臣》）。他为严复的《天演论》、《原富》及多种美日学者的著作写序，在他主持的学堂里，特聘英文、日文教员，开设西学课程。他这样大张其鼓而又切切实实地倡导研习西学，都为清末思想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吴汝纶之后，桐城派的嫡传有范当世、马永昶、姚永朴、姚永概诸人，大都抱残守缺，缺乏创新精神，逐渐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终使绵延两百年的一代文派最后带着“谬种”的恶谥，在新文化运动中溃不成军。而时有严复与林纾者，早年均非受业于桐城门下，然中年后皆与吴汝纶交好，且论文喜谈桐城遗说，故人认为是“桐城嫡派”（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由于严、林两人在清末文坛上各有成绩，声名甚著，故本欲附桐城以自重的严、林，却反过来给予末代桐城派带来了一点光彩；而他们翻译西方著作的业绩，又反过来加速了桐城古文的灭亡。

       严复      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痊懋老人，福建候官（今福州）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留学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回国后历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等。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反对顽固保守，提倡新学，主张向西方学习，培养民智、民力、民德，洋溢爱国热情和革新精神，所用文体则为渊雅的古文。主办天津《国闻报》，积极宣传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后，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和《穆勒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瓯克斯的《社会通诠》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西欧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翻译家与启蒙思想家。有《痊懋堂诗集》、《严几道诗文钞》等，译著有《侯官严氏丛刻》、《严译名著丛刊》等。

        严复翻译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天演论》（一八九八年出版），为此他还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准则，这是具有首创性的，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天演论例言》云：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於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亻真]到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译，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以成句，故西文句，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 ，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一、《易》曰：“ 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者？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於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这里的“信”指忠于原著，“达”是表达顺当，“雅”即文辞尔雅。从原则上讲，这三条标准确实是涉及到翻译工作的三个主要方面，具有指导意义，故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三者之间本身存在着矛盾，要恰当地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连严复自己也感到棘手。这问题的关键是由於西方的名物、概念非中土所有，其由修饰成份构成的“多者数十百言”的复合句，更难照样直译，故严复提倡“将全文神理，融会於心”，“前后引衬，以达其意”。但这“达旨”毕竟有点近於改写或再创作，往往难达全“信”，故他自己也承认并非“正法”。稍后他在“原富”的《译事例言》中略有改变，说：“虽於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辞义之间，无所颠到附益。”就表现出更为谨严的态度。在这三条标准中，最明显地暴露严复局限的是“雅”。“雅”假如从抽象意义上指注意修辞，富有文采，那就无可非议。可惜的是，深受桐城古文“雅洁”论影响的严复，在这里主要是指文辞的“尔雅”。为了“雅”，他竟认为：“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这种违反常例的见解正说明了他的文字结习未除的落后的一面。对此，尽管得到了当时桐城盟主吴汝纶的赞赏，并以曾氏“辞气远鄙”之说，鼓励他“与其伤洁，毋宁失真”，要将桐城之“雅”置于“信”、“达”之上。但这遭到了新派人物激烈的反对。非常推崇严译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介绍新书（原富）》一文说：“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 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於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与梁启超由此而提倡“文界革命”略异而主张“无革命而有维新”的黄遵宪，也劝说严复在翻译时能“造新字”、“变文体”，并说“自鸠摩罗什辈出，而内典别成文体，佛教益盛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与严又陵书》）应该说，梁、黄两人所批评和期望的，颇为中肯有理，然严复坚持古雅，反对通俗，即撰《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予以答辩，认为意义深邃、文词美妙的文章只是为“多读中国古书之人”服务的，而与“世俗”、“众人”、“庸夫”无关。由于他这样过份地强调文字渊雅而轻视“近世利俗文字”，故不但使他提出的译事三原则最终不能得到完美合理的解释和贯彻，而且使他在整个文学白话化的进程中显得落后和保守。假如在这里他诅咒曾经赞扬过的“报馆之文章”犹如朝生暮死之蜉蝣，是有点意气用事的话 ，那么到晚年，仍然坚持说古文辞决不会亡，攻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显得十分顽固了。

        林纾    林纾（一八五二——一九二四），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践卓翁、蠡叟等。福建闽县（今闽候）人。三十一岁中举，后不图仕进，以教书、作文、翻译、卖画终其一生。林纾能诗，然他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上主要以翻译小说和古文名世。他自己最自许的也是古文。吴汝纶曾称赞林文“遏抑掩蔽，能伏其光气者”（林纾《赠马通伯先生序》），并托以校勘《古文四象》。后入京师大学堂任教，又与桐城马通伯、姚永概同气相应，名噪一时。当时一般文人谈论古文，均以林纾为师法。为维护桐城古文，他曾先与提倡魏晋文的章炳麟论战，后又谩骂白话文之兴起，至死犹信“学非孔孟皆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留别听讲诸子》）。临终以指书子手上曰：“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文论除散见《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之外，尚有专著《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重印时易名《畏卢论文》、《文微》。评选本《左孟庄骚精华录》、《古文辞类纂选本》等，在当时也颇有影响。

        林纾作为桐城派古文的殿军，为维护日趋衰亡的桐城古文的正统地位而不遗余力。他的《桐城派古文说》云：

        文字有义法，有意境，推其所至，始得神韵与味：神也，韵 也，古文之止境也。不知者多咎惜抱妄癖桐城一派。以愚所见，万非惜抱之意。古文无所为派，犹之方言不能定何者为正音，亦唯求其近与是而已。近者，得圣人立言之旨：是者，言可为训，不轶於伦常以外。惜抱正深得此意耳。

他始终否认姚鼐等有意开辟桐城一派，而强调归、姚之文客观上符合“正规”，桐城古文事实上处于“正宗”地位。这比起“侈言宗派，收合党徒”者来确为高明。於此可见林纾为捍卫桐城派的文统地位真是煞费苦心了。

        林纾论古文，基本上遵循“义法”之说。在思想内容方面不提“经济”，不重“考据”，只是强调“发明义理”，具有倒溯吴、曾、姚、刘而上，复归到方苞的倾向。其《元明文序》云：“综言之，古文者先义理而后言词，义理醇正，则立言必有可传。”

        然而，林纾在古文理论方面也有贡献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对古文艺术特点和写作技法的总结方面。特别是他的《春觉斋论文》和《文微》两书，可谓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古文艺术论的著作。黄侃曾评《文微》说：“彦和以后，非无谈文之专书。而统纪不明，伦类不析。求如是书之笼圈条贯者，盖已稀矣。”（《林纾年谱简编》）《文微》分“通则”、“明体”、“籀诵”“造作”、“衡鉴”、“周秦文评”、“汉魏文评”、“唐宋元明清文评”、“杂评”、“论诗词”十类。《春觉斋论文》分“述旨”、“流别论”、“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用字四法“六章。其中‘应知八则”用“意境”、“识度”、“气势”、“声调”、“筋脉”、“风趣”、“情韵”、“神味”八个方面概括了古文艺术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以立“意境”为首要，求“神味”为极境，统之以明“道理”为根本，自成为一个体系。为了达到这“应知八则”的艺术境地，林纾又提出了“论文十六忌’，为探求古文艺术堂奥者铺设了具体阶梯。如“忌直率”，即要求“於命局制词时在在经心，於读古人文字时亦在在经心”；“忌剽袭”，即主张“学古而能变化”，“为文当肖自己”；“忌庸絮”，即希望“宜节处便节，宜繁处即繁”，文笔简练；“忌虚枵”，即提倡“根柢于经”，“言之有物”；凡此种种，都偏重于写作技巧。再进一步，乃至论“起笔”、“伏笔”、“顿笔”、“顶笔”等如何“用笔”以及“换字”、“拼字”等“用字”之法，十分细致，颇有条理，不能不说对学习古文与认识古文是有益的。林纾作为末代桐城派大家，他的文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二百年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总结。但总的看来，他的文论著作，虽有综合前人之功、条分缕析之力和不乏真知灼见之处，终因缺乏一种恢宏气象和新的理论开拓，故难免给人以陈腐、琐碎的感觉。其根本原因是他所崇奉的儒家义理和所总结的文学对象本身已经趋向没落了。日薄西山的桐城古文在声势汹涌的新文化运动中再也不可能造就出一个有活力、有气魄的理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