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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昊(062011063):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课程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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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08-05-22 浏览次数: 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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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联系批评，树立史的观念 ——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课程有感
062011063 杜昊 在学习了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课程之后，我感到自己获益匪浅。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对古代文论的发展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从先秦古籍中对文学的朴素认识，到魏晋南北朝发达的文学批评，再到明清时代多元化发展同时集大成的文学理论，都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对风骨、韵味、意境等古代文论范畴的内涵有所领会，也对不同时代的文论观点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总体印象，可谓微观与宏观视野的一种结合。与此同时，老师也带领我们选读了部分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如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这使我对于文学批评史教材上所介绍的观点有了一些具体感性的认识。然而，这门课程给我带来的收获不仅仅是知识层面上的，更多是观念层面上的。如果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下体会的话，我想，其一是文学联系批评，其二是树立史的观念。 首先谈谈“文学联系批评”。这主要是指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之间有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应该以宏观的观点结合二者去把握。一方面，学习古代文论，看前人是如何作评价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另一方面，阅读具体作品，包括文论中所涉及的以及文论家本身所创作的，则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领会文学理论。例如，《文心雕龙·辨骚》中以简练的语句概括了屈原作品的不同风貌，如“《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等，这体现了刘勰已经注意到屈原作品的文辞美丽、情感动人，并初步反映了一种对于悲剧性情感进行审美的心理。而在钟嵘的《诗品》中也有云：“至于楚臣去境……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可见钟嵘认为诗歌可以通过抒发愤懑哀愁以达到自我慰藉的功能，又把楚辞作为后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源头，如评价李陵时谓其“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这里刘勰与钟嵘的评价虽然寥寥数语，却很精当地点出了楚辞的艺术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我们理解楚辞的风格及地位，有抛砖引玉之益。再进一步深究下去，何以他们会注意到楚辞的文采和情感之动人，而汉代的王逸在解释楚辞时却较为重视其讽谏功能，不乏穿凿附会之处？这显然与每个时代的不同风气有关。汉时崇尚儒家经典，强调文学的美刺功能，而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论家开始重视诗赋的写景抒情作用以及语言文辞本身的美。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现象通过文论为线索可以串联到一起，每个时代的文论其实都是对更以前经典文本的一种重新阐释和解读。所以学习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并且对原来的文学作品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更深一层的了解。 又如，钟嵘《诗品》在评价潘岳时引《翰林》语，谓其“犹浅于陆机”，如果仅就字面意义来看，我们很容易会把这里的“浅”理解为肤浅、浅薄，但事实上，阅读比较陆机与潘岳的具体作品后就会发现，钟嵘这里的“浅”并不是就诗歌内容而言的，而是针对总体风貌、艺术风格而言的，是指潘岳的诗比陆机的诗更为轻快明朗。这里，如果我们不结合具体的作品加以分析，而只是阅读文论的话，很可能产生误解。因此，不仅文论是对文学作品的深入阐发，文学作品也是文论最有力的例证。在学习文论的时候，应该多多从作品入手。 再如，《文心雕龙》中《明诗》至《书记》的二十篇，每一篇都可以当作独立的文体小史来看，不仅对文体的源流发展有简明扼要的叙述，对历代作品文风有精到中肯的评价，也对写作这种文体给出了具体切实的建议。在这里，文学批评本身也承担了部分文学史的功能。此外，刘勰不仅给文章写作提出了情深、风清、事信、义贞、体约、文丽等六条标准，他更以《文心雕龙》本身的创作实践着这样一种理想。《文心》一书全部以雅丽的骈文写成，结构布局也相当精巧，可以说是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相结合的完美典范。 从以上这些例子都可以看出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学习其中一门的内容时，不能忽视对另一门的研究。 其次想谈谈“树立史的观念”，这一要求其实也是蕴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本身之中的。具体来说，第一点是我们在研究文论时要有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求是精神。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古代文论中的一些概念、范畴、名词，必须力求搞懂原意，而不能望文生义，也不能草率地用今天的眼光加以褒贬。例如，现代的“文学”主要是指带有审美性质的文学作品，主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等，但在古代，“文学”一词的含义却更为宽泛。先秦时，《论语·先进》在把孔门弟子归类时说“文学：子游、子夏也”，“文学”一词主要是指对各种学问、文化典籍的学习，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史记·孝武本纪》中说：“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以文学为公卿。”这里的“文学”特指儒学。如果我们想当然地看到“文学”二字就以为是狭义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那么就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又如“文章”一词在古代也并非指文学作品，而是包罗万象的，包括一切文字形式记载的作品。如曹丕《典论·论文》中云“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们必须多多寻找例证，进行比较，细心辨别，才能正确理解这些用语的含义。 第二，我们要注意文史互证，将文艺思潮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探索。一个文学现象的产生，总是与其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关联；而文论家所作的文学批评，也往往会受当时风气的影响。比如钟嵘《诗品》把陶渊明置于中品，在我们今人的眼光看来会觉得这个评价过低，没有正确认识到陶渊明诗歌的艺术价值。但在魏晋南北朝时候，文人推崇作品本身的辞藻之美，而陶渊明的诗歌语言质朴无华，在当时不受重视也就理所当然了。钟嵘把陶渊明列入中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已经是一种“提拔”。又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如果我们单独看这个句子，会觉得刘勰对于华丽的辞藻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但事实上，刘勰会这么写是出于针砭时弊的需要。南北朝时代的文坛有一种片面追求绮艳新奇、务华少实的不良文风，刘勰要批评的正是这种倾向。他认为应当效法经典，提倡朴实雅正的文风。同时，在雅正的前提下，他也是赞赏作品文辞的美丽的，这点从《文心雕龙》一书本身的辞藻雅丽就可看出。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学习古代文论的时候，一定要联系时代背景去探讨和分析。 第三，我们还要遵循史的发展道路，重视一些时间线索。换言之，在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这将有助于我们理清某一文论范畴的演变轨迹，和看出不同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这里，钟嵘《诗品》中对于各诗人间渊源关系的评述就可算得一个很好的典范。又如陆机的《文赋》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在很多问题的论述上有相通之处，可以说，《神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文赋》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学习文论的时候，时间线索本身就可以为我们揭示一些问题。 综上所述，文学联系批评，树立史的观念，这些就是我从文批史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最大体会。而这两点体会不仅对于我们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帮助，也有益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062011063 杜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