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重点】：毛氏父子评《三国演义》；张竹坡评《金瓶梅》；《红楼梦》脂评；近代小说批评。

 

读三国志法（选录）

毛纶毛宗岗

 

 

 

毛纶（生卒年不详），字德音，改号声山，以号行，长洲（今江苏吴县）人。褚人获《坚瓠集》称他“学富家贫，中年瞽废”。浮云客子康熙五年（1666）撰《第七才子书序》称他“锦心绣口，久为文坛推重”。毛宗岗（1632—？），毛纶子。字序始，号孑庵，七十八岁犹在世。毛纶在他评批《琵琶记》的《总论》里，明确说他自己是《三国演义》的评者，毛宗岗“亦得参附末论”，协助他“共赞其成”。证以毛本《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评语与毛纶评《琵琶记》的《总论》一段文字相同，以及醉畊堂刊《古本三国志》李渔序称《三国演义》是“声山所评书”，知毛纶所述可信。毛宗岗协助父亲评书，付出了许多心力，且亦提出不少见解。毛纶另有评本《七才子琵琶记》，毛宗岗著有《孑庵杂录》。

 

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1，比伊、吕则兼之2，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3，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4，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5，而操之知人过之。李林甫虽能制禄山6，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韩侂胄虽能贬秦桧7，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8，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

 

《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三国必有所自始，则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三国必有所自终，则终之以晋国。而不但此也。刘备以帝胄而缵统，则有宗室如刘表、刘璋、刘繇、刘辟等以陪之；曹操以强臣而专制，则有废立如董卓，乱国如李傕、郭汜以陪之；孙权以方侯而分鼎，则有僭号如袁术，称雄如袁绍，割剧如吕布、公孙瓒、张扬、张邈、张鲁、张绣等以陪之。刘备、曹操于第一回出名，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许都在第十一回，孙氏之定江东在第十二回，而刘氏之取西川则在第六十回后。假令今人作稗官，欲平空拟一三国之事，势必劈头便叙三人，三人各据一国，有能如是之绕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者哉！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然则读《三国》一书，诚胜读稗官万万耳。

 

《三国》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其叙献帝，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以曹丕篡夺为一结；其叙西蜀，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其叙刘、关、张三人，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其叙诸葛亮，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其叙魏国，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其叙东吴，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凡此数段文字，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

 

《三国》一书，有以宾衬主之妙，如将叙桃园兄弟三人，先叙黄巾兄弟三人，桃园其主也，黄巾其宾也。将叙中山靖王之后，先叙鲁恭王之后，中山靖王其主也，鲁恭王其宾也。将叙何进，先叙陈蕃、窦武，何进其主也，陈蕃、窦武其宾也。叙刘、关、张及曹操、孙坚之出色，并叙各镇诸侯之无用，刘备、曹操、孙坚其主也，各镇诸侯其宾也。刘备将遇诸葛亮而先遇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诸人，诸葛亮其主也，司马徽诸人其宾也。诸葛亮历事两朝，乃又有先来即去之徐庶、晚来先死之庞统，诸葛亮其主也，而徐庶、庞统又其宾也。赵云先事公孙瓒，黄忠先事韩玄，马超先事张鲁，法正、严颜先事刘璋，而后皆归刘备，备其主也，公孙瓒、韩玄、张鲁、刘璋其宾也。太史慈先事刘繇，后归孙策，甘宁先事黄祖，后归孙权，张辽先事吕布，徐晃先事杨奉，张郃先事袁绍，贾诩先事李傕、张绣，而后皆归曹操，孙、曹其主也，刘繇、黄祖、吕布、杨奉等诸人其宾也。代汉当涂之谶，本应在魏，而袁公路谬以自许，魏其主也，袁公路其宾也。三马同槽之梦，本应在司马氏，而曹操误以为马腾父子，司马氏其主也，马腾父子其宾也。受禅台之说，李肃以赚董卓，而曹丕即真焉，司马炎又即真焉，曹丕、司马炎其主也，董卓其宾也。且不独人有宾主也，地亦有之，献帝自洛阳迁长安，又自长安迁洛阳，而终乃迁于许昌，许昌其主也，长安、洛阳皆宾也。刘备失徐州而得荆州，荆州其主也，徐州其宾也；及得两川而复失荆州，两川其主也，而荆州又其宾也。孔明将北伐中原，而先南定蛮方，意不在蛮方，而在中原，中原其主也，蛮方其宾也。抑不独地有宾主也，物亦有之，李儒持鸩酒短刀白练以贻帝辩，鸩酒其主也，短刀白练其宾也；许田打围，将叙曹操射鹿，先叙玄德射兔，鹿其主也，兔其宾也。赤壁鏖兵，将叙孔明借风，先叙孔明借箭，风其主也，箭其宾也。董承受玉带，陪之以锦袍，带其主也，袍其宾也。关公拜受赤兔马，而陪之以金印红袍诸赐，马其主也，金印等其宾也。曹操掘地得铜雀，而陪之以玉龙金凤，雀其主也，龙凤其宾也。诸如此类，不可悉数，善读是书者，可于此悟文章宾主之法。

 

《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如纪宫掖，则写一何太后，又写一董太后；写一伏皇后，又写一曹皇后；写一唐贵妃，又写一董贵人；写甘、糜二夫人，又写一孙夫人，又写一北地王妃；写魏之甄后、毛后，又写一张后，而其间无一字相同。纪戚畹则何进之后，写一董承，董承之后，又写一伏完，写一魏之张缉，又写一吴之钱尚，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写权臣则董卓之后，又写李傕、郭汜，傕、汜之后，又写曹操，曹操之后，又写一曹丕，曹丕之后，又写一司马懿，司马懿之后，又并写一师、昭兄弟，师、昭之后，又继写一司马炎，又旁写一吴之孙，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其他叙兄弟之事，则袁谭与袁尚不睦，刘琦与刘琮不睦，曹丕与曹植亦不睦，而谭与尚皆死，琦与琮一死一不死，丕与植皆不死，不大异乎？叙婚姻之事，则如董卓求婚于孙坚，袁术约婚于吕布，曹操约婚于袁谭，孙权结婚于刘备，又求婚于云长，而或绝而不许，或许而复绝，或伪约而反成，或真约而不就，不大异乎？至于王允用美人计，周瑜亦用美人计，而一效一不效则互异；卓、布相恶，傕、汜亦相恶，而一靖一不靖则互异；献帝有两番密诏，则前隐而后彰，马腾亦有两番讨贼，则前彰而后隐，此其不同者矣。吕布有两番弑父，而前动于财，后动于色，前则以私灭公，后则假公济私，此又其不同者矣。赵云有两番救主，而前救于陆，后救于水，前则受之主母之手，后则夺之主母之怀，此又其不同者矣。若夫写水不止一番，写火亦不止一番,曹操有下邳之水,又有冀州之水，关公有白河之水，又有罾口川之水;吕布有濮阳之火，曹操有乌巢之火，周郎有赤壁之火，陆逊有猇亭之火，徐盛有南徐之火，武侯有博望、新野之火，又有盘蛇谷、上方谷之火。前后曾有丝毫相犯否？甚者孟获之擒有七，祁山之出有六，中原之伐有九，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妙哉文乎！譬犹树同是树，枝同是枝，叶同是叶，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成异采，读者于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又有犯之一法也。

 

《三国》一书，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文有宜于连者，有宜于断者，如五关斩将，三顾草庐，七擒孟获，此文之妙于连者也。如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此文之妙于断者也。盖文之短者，不连叙则不贯串，文之长者，连叙则惧其累坠，故必叙别事以间之，而后文势乃错综尽变，后世稗官家鲜能及此。

 

《三国》一书，有将雪见霰，将雨闻雷之妙，将有一段正文在后，必先有一段闲文以为之引；将有一段大文在后，必先有一段小文以为之端。如将叙曹操濮阳之火，先叙糜竺家中之火一段闲文以启之；将叙孔融求救于昭烈，先叙孔融通刺于李弘一段闲文以启之；将叙赤壁纵火一段大文，先写博望、新野两段小文以启之；将叙六出祁山一段大文，先写七擒孟获一段小文以启之是也。“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9文章之妙，正复类是。

 

《三国》一书，有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10。凡文之奇者，文前必有先声，文后亦必有余势。如董卓之后，又有从贼以继之；黄巾之后，又有余党以衍之；昭烈三顾草庐之后，又有刘琦三请诸葛一段文字以映带之；武侯出师一段大文之后，又有姜维伐魏一段文字以荡漾之是也。诸如此类，皆他书中所未有。

 

《三国》一书，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如关公五关斩将之时，忽有镇国寺内遇普净长老一段文字；昭烈跃马檀溪之时，忽有水镜庄上遇司马先生一段文字；孙策虎踞江东之时，忽有遇于吉一段文字；曹操进爵魏王之时，忽有遇左慈一段文字；昭烈三顾草庐之时，忽有遇崔州平席地闲谈一段文字；关公水淹七军之后，忽有玉泉山月下点化一段文字。至于武侯征蛮，而忽逢孟节，陆逊追蜀，而忽遇黄承彦；张任临敌，而忽问紫虚丈人；昭烈伐吴，而忽问青城老叟。或僧，或道，或隐士，或高人，俱于极喧闹中求之，真足令人躁思顿清，烦襟尽涤。

 

《三国》一书，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如正叙黄巾扰乱，忽有何后、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董卓纵横，忽有貂蝉凤仪亭一段文字；正叙傕、汜猖狂，忽有杨彪夫人与郭汜之妻来往一段文字；正叙下邳交战，忽有吕布送女、严氏恋夫一段文字；正叙冀州厮杀，忽有袁谭失妻，曹丕纳妇一段文字；正叙荆州事变，忽有蔡夫人商议一段文字，正叙赤壁鏖兵，忽有曹操欲取二乔一段文字；正叙宛城交攻，忽有张济妻与曹操相遇一段文字；正叙赵云取桂阳，忽有赵范寡嫂敬酒一段文字；正叙昭烈争荆州，忽有孙权亲妹洞房花烛一段文字；正叙孙权战黄祖，忽有孙翊妻为夫报仇一段文字；正叙司马懿杀曹爽，忽有辛宪英为弟画策一段文字。至于袁绍讨曹操之时，忽带叙郑康成之婢。曹操救汉中之日，忽带叙蔡中郎之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人但知《三国》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

 

《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善圃者投种于地，待时而发；善弈者下一闲着于数十着之前，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文章叙事之法亦犹是已。如西蜀刘璋，乃刘焉之子，而首卷将叙刘备，先叙刘焉，早为取西川伏下一笔。又于玄德破黄巾时，并叙曹操，带叙董卓，早为董卓乱国、曹操专权伏下一笔。赵云归昭烈，在古城聚义之时，而昭烈之遇赵云，早于磐河战公孙时伏下一笔。马超归昭烈，在葭萌战张飞之后，而昭烈之与马腾同事，早于受衣带诏时伏下一笔。庞统归昭烈，在周郎既死之后，而童子述庞统姓名，早于水镜庄前伏下一笔。武侯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上方谷火灭之后，而司马徽未遇其时之语，崔州平天不可强之言，早于三顾草庐前伏下一笔。刘禅帝蜀四十余年而终，在一百十回之后，而鹤鸣之兆，早于新野初生时伏下一笔。姜维九伐中原，在一百五回之后，而武侯之收姜维，早于初出祁山时伏下一笔；姜维与邓艾相遇，在三伐中原之后，姜维与钟会相遇，在九伐中原之后，而夏侯霸述两人姓名，早于未伐中原时伏下一笔；曹丕篡汉，在八十回中，而青云紫云之祥，早于三十三回之前伏下一笔；孙权僭号，在八十五回后，而吴夫人梦日之兆，早于三十八回中伏下一笔；司马篡魏，在一百十九回，而曹操梦马之兆，早于五十七回中伏下一笔。自此而外，凡伏笔之处，指不胜屈。每见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捏不来之时，便平空生出一人，无端造出一事，觉后文与前文隔断，更不相涉，试令读《三国》之文，能不汗颜？

 

《三国》一书，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沓拖，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如吕布取曹豹之女，本在未夺徐州之前，却于困下邳时叙之；曹操望梅止渴，本在击张绣之日，却于青梅煮酒时叙之；管宁割席分坐，本在华歆未仕之前，却于破壁取后时叙之；吴夫人梦月，本在将生孙策之前，却于临终遗命时叙之；武侯求黄氏为配，本在未出草庐之前，却于诸葛瞻死难时叙之。诸如此类，亦指不胜屈，前能留步以应后，后能回照以应前，令人读之，真一篇如一句。

 

《三国》一书，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画家之法，于山与树之近者，则浓之重之，于山与树之远者，则轻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遥，峰岚层叠，岂能于尺幅之中一一而详绘之乎？作文亦犹是已。如皇甫嵩破黄巾，只在朱隽一边打听得来；袁绍杀公孙瓒，只在曹操一边打听得来；赵云袭南郡，关、张袭两郡，只在周郎眼中耳中得来；昭烈杀杨奉、韩暹，只在昭烈口中叙来；张飞夺古城，在关公耳中听来；简雍投袁绍，在昭烈口中说来；至若曹丕三路伐吴而皆败，一路用实写，两路用虚写；武侯退曹丕五路之兵，惟遣使入吴用实写，其四路皆虚写。诸如此类，又指不胜屈，只一句两句，正不知包却几许事情，省却几许笔墨。

 

《三国》一书，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其对之法，有正对者，有反对者，有一卷之中自为对者，有隔数十卷而遥为对者。如昭烈则自幼便大，曹操则自幼便奸；张飞则一味性急，何进则一味性慢；议温明是董卓无君，杀丁原是吕布无父；袁绍磐河之战，胜败无常，孙坚岘山之役，生死不测；马腾勤王室而无功，不失为忠，曹操报父仇而不果，不得为孝；袁绍起马步三军而复回，是力可战而不断，昭烈擒王、刘二将而复纵，是势不敌而从权；孔融荐祢衡，是缁衣之好11，祢衡骂曹操，是巷伯之心12；昭烈遇德操，是无意相遭；单福过新野，是有心来谒；曹丕苦逼生曹植，是同气戈矛；昭烈痛哭死关公，是异姓骨肉；火熄上方谷，是司马之数当生，灯灭五丈原，是诸葛之命当死。诸如此类，或正对或反对，皆一回之中而自为对者也。如以国戚害国戚，则有何进，以国戚荐国戚，则有伏完；李肃说吕布，则以智济其恶，王允说吕布，则以巧行其忠；张飞失徐州，则以饮酒误事，吕布陷下邳，则以禁酒受殃；关公饮鲁肃之酒，是一片神威，羊祜饮陆抗之酒，是一团和气；孔明不杀孟获，是仁者之宽，司马懿必杀公孙渊，是奸雄之刻；关公义释曹操，是报其德于前，翼德义释严颜，是收其用于后；武侯不用子午谷之计，是慎谋以图全，邓艾不惧阴平岭之危，是行险以侥幸；曹操有病，陈琳一骂便好，王朗无病，孔明一骂便亡；孙夫人好甲兵，是女中丈夫，司马懿受巾帼，是男中女子；八日而取上庸，则以速而神，百日而取襄平，则以迟而胜；孔明屯田渭滨，是进取之谋，姜维屯田沓中，是退避之计；曹操受汉之九锡，是操之不臣，孙权受魏之九锡，是权之不君；曹操射鹿，义乖于君臣，曹丕射鹿，情动于母子；杨仪、魏延相争于班师之日，邓艾、钟会相忌在用兵之时；姜维欲继孔明之志，人事逆乎天心，杜预能承羊祜之谋，天时应乎人力。诸如此类，或正对或反对，皆不在一回之中，而遥相为对者也。诚于此较量而比观焉，岂不足快读古之胸，而长尚论之识。

 

《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卷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又如（原作“加”）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信师婆以结之，又有孙皓之信术士以双结之，此又一大照应也。照应既在首尾，而中间百余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则不成章法矣。于是有伏完之托黄门寄书，孙亮之察黄门盗蜜以关合前后，又有李傕之喜女巫，张鲁之用左道以关合前后。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然犹不止此也。作者之意，自宦官妖术而外，尤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以自附于《春秋》之义。故书中多录讨贼之忠，纪弑君之恶，而首篇之末，则终之以张飞之勃然欲杀董卓，末篇之末，则终之以孙皓之隐然欲杀贾充。由此观之，虽曰演义，直可继麟经而无愧耳13。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读《三国》胜读《列国志》14。夫《左传》《国语》，诚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经而立传，经既逐段各自成文，传亦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联属也。《国语》则离经而自为一书，可以联属矣，究竟《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齐语》《楚语》《吴语》《越语》，八国分作八篇，亦不相连属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多事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书又在《列国志》之上。

 

读《三国》胜读《西游记》。《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且《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如哑泉、黑泉之类，何异子母河、落胎泉之奇；朵思大王、木鹿大王之类，何异牛魔、鹿力、金角、银角之号；伏波显圣、山神指迷之类，何异南海观音之救。只一卷《汉相南征记》，便抵得一部《西游记》矣。至于前而镇国寺，后而玉泉山，或目视戒刀，脱离火厄；或望空一语，有同棒喝。岂必诵灵台方寸斜月三星之文15，乃悟禅心乎哉。

 

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有高出于吴用、公孙胜等万万者，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

 

 

 

在各种《三国演义》评本中，毛评本虽较为晚出，它却以定本的地位为读者广泛接受，影响深远。评者假托“古本”，对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作了再加工，在思想上更突出了“尊刘抑曹”倾向，艺术上则进一步朝精纯方向提高。更重要的是，评者通过《读三国志法》和大量评语，阐释、分析《三国演义》的思想内蕴和艺术成就，其中包含较丰富的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创作主张。毛评《三国演义》的形式、方法及其表述的小说观点，直接受到金批《水浒传》的深刻影响，但是毛氏父子对小说也有自己特殊的见解，书中新颖、细微的阐论随处可遇，加之对原作的加工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这些使它成为继金批《水浒传》后又一部重要的小说批评作品。

毛评的主要贡献是丰富了古代的历史小说理论。《读三国志法》一方面将《三国演义》与历史名著《史记》作比较，指出“《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分则文短而易工”；《三国演义》“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合则文长而难好”，它的成功在于能从“难”中见“好”。另一方面，毛氏又将《三国演义》与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作比较，“《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水浒》“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以上比较的实质是，肯定优秀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兼有史书和小说之长，从其小说一面而言，它较史书更具有长篇整合的艺术特点；从其接近史书一面而言，又较其他长篇小说更有史的可信性。“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这反映了评者对历史小说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对优秀历史小说的大力鼓吹。毛评所总结的主要也是历史小说的创作经验。这在小说理论发展史上是有意义的。但是，《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虽然题材不同，却各有特点和成就，很难作简单的扬抑轩轾。然而在非得推出何者为第一和扬此抑彼的评点风气之下，毛氏父子亦如其他评点家一样对这些作品强为优劣，这并不足取。

毛纶、毛宗岗认为，历史小说的创作应该充分体现扶持正统的观念；小说的动人之处来源于动人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本身，所以强调选取丰富奇伟的历史题材对于写好历史小说的重要意义。此外，他们要求历史小说要体现出历史感，写出历史发展的流程。他们称此为“追本穷源之妙”。

历史小说创作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明人庸愚子、修髯子等人主要强调“庶几乎史”、“羽翼信史”实的一面（见《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而熊大木、酉阳野史则更主张“史书、小说有不同”，“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虚的一面（见《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作为折衷而又偏重于实的意见则有可观道人，他说：“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新列国志叙》）毛氏父子对虚实关系的看法，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重视历史小说轻视虚构小说来看，他们明显地表现出尚史重实的倾向，表明对小说创作整体的艺术虚构特性缺乏理解，较之金圣叹小说理论有所退步。其次，就具体的历史小说创作来说，他们虽然强调史实的充分可信，又绝不排斥辅之以适当虚构的笔墨，对历史小说中能够增强艺术感染力的虚构描写持肯定态度。所以在他们的历史小说创作理论中，实与虚虽有主次之别，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是被确认下来的。

毛氏父子既肯定人物的类型美，也欣赏个性美。《读三国志法》高度评价孔明、关羽、曹操三个艺术形象，分别冠以古今贤相、名将、奸雄中“第一奇人”，这主要是着眼于人物类型美的一种评价。第三十五回回评通过对张飞、赵云的性格比较，指出：“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写来真是好看。”则是对人物个性美的肯定。《读三国志法》曰：“《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五色纷披，各成异采。”赞赏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同中存异的差别性，实际上也包含对个性美的肯定。

 

 

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选录）

〔清〕 张道深

 

 

张道深（1670—1698），字自得，号竹坡，以号行，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五试落选。自小爱说部，曾评点过《东游记》《幽梦影》等，而评《金瓶梅》为他赢得了小说批评家的声誉。张竹坡钦佩金圣叹批书才能，《张氏族谱·传述》录张道渊《仲兄竹坡传》：“（兄）曾向余曰： 《金瓶》针线缜密，圣叹既殁，世鲜知者，吾将拈而出之。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刘廷玑《在园杂志》也说张竹坡批评《金瓶梅》“可以继武圣叹”。此外，他也受到毛氏评《三国演义》的影响。现存张评本《金瓶梅》有两种系统。一种无回评，卷首有《凡例》《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冷热金针》《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杂录小引》等文章和其他一些统计资料。另一种有回评，卷首无《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冷热金针》三文。有人认为无回评本中的这三篇文章可能为后人所增。张竹坡另有诗集《十一草》。

 

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1，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后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

 

未出金莲，先出瓶儿；既娶金莲，方出春梅；未娶金莲，却先娶玉楼；未娶瓶儿，又先出敬济。文字穿插之妙，不可名言。若夫夹写蕙莲、王六儿、贲四嫂、如意儿诸人，又极尽天工之巧矣。

 

《金瓶》内正经写六个妇人，而其实止写得四个： 月娘、玉楼、金莲、瓶儿是也。然月娘则以大纲，故写之；玉楼虽写，则全以高才被屈，满肚牢骚，故又另出一机轴写之，然则以不得不写写月娘，以不肯一样写写玉楼，是全非正写也。其正写者，惟瓶儿、金莲。然而写瓶儿，又每以不言写之。夫以不言写之，是以不写处写之。以不写处写之，是其写处单在金莲也。单写金莲，宜乎金莲之恶冠于众人也。吁！文人之笔，可惧哉！

 

西门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2，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有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记》也。何则？既已为其难，又何难为其易？

 

作小说者，概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名姓，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总之，作者无感慨，亦必不著书，一言尽之矣。其所欲说之人，即现在其书内。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没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真没搭撒3，没要紧也。故别号东楼，小名庆儿之说4，概置不问。即作书之人，亦止以作者称之，彼既不著名于书，予何多赘哉。近见《七才子书》5，满纸王四6，虽批者各自有意，而予则谓何不留此闲工，多曲折于其文之起尽也哉？偶记于此，以白当世。

 

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一人的情理方开口耳。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

 

《金瓶》每于极忙时，偏夹叙他事入内。如正未娶金莲，先插娶孟玉楼；娶玉楼时，即夹叙嫁大姐；生子时，即夹叙吴典恩借债。官哥临危时，乃有谢希大借银；瓶儿死时，乃入玉箫受约；择日出殡，乃有请六黄太尉等事。皆于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非才富一石者，何以能之？外如武松问傅伙计西门庆的话，百忙里说出“二两一月”等文，则又临时用轻笔讨神理，不在此等章法内算也。

 

《金瓶梅》妙在善用犯笔而不犯也。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分，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写一王六儿，偏又写一贲四嫂；写一李桂姐，又写一吴银姐、郑月儿；写一王婆，偏又写一薛媒婆、一冯妈妈、一文嫂儿、一陶媒婆；写一薛姑子，偏又写一王姑子、刘姑子。诸如此类，皆妙在特特犯手7，却又各各一款，绝不相同也。

 

《金瓶》内即一笑谈、一小曲，皆因时致宜，或直出本回之意，或足前回，或透下回，当于其下，另自分注也。

 

凡人谓《金瓶梅》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

 

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

 

作《金瓶梅》者，若果必待色色历遍才有此书，则《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则？即如诸淫妇偷汉，种种不同，若必待身亲历而后知之，将何以经历哉？故知才子无所不通，专在一心也。

 

一心所通，实又真个现身一番，方说得一番，然则其写诸淫妇，真乃各现淫妇人身，为人说法者也。

 

其书凡有描写，莫不各尽人情。然则真千百化身，现各色人等，为之说法者也。

 

其各尽人情，莫不各得天道。即千古算来，天之祸淫福善、颠倒权奸处，确乎如此。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吾故曰： 得天道也。

 

读《金瓶》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自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也。

 

读《金瓶》当看其脱卸处，子弟看其脱卸处，必能自出手眼，作过节文字也。

 

读《金瓶》当看其避难处。子弟看其避难就易处，必能放重笔，拿轻笔，异样使乖脱滑也。

 

读《金瓶》当看其手闲事忙处。子弟会得，便许作繁衍文字也。

 

读《金瓶》当看其穿插处。子弟会得，便许他作花团锦簇、五色眯人的文字也。

 

读《金瓶》当看其结穴发脉、关锁照应处。子弟会得，才许他读《左》《国》《庄》《骚》《史》子也。

 

读《金瓶》当知其用意处。大会得其处处所以用意处，方许他读《金瓶梅》，方许他自言读文字也。

 

以玉楼弹阮起，爱姐抱阮结8，乃是作者满肚皮倡狂之泪，没处洒落，故以《金瓶梅》为大哭地也。

 

 

张竹坡评《金瓶梅》，在有关对这部小说的价值认识方面，较多受到前人肯定一派和折中一派的影响；在评点方式以及具体的艺术见解方面，则主要受到金圣叹的启迪。金圣叹《西厢记》非“淫书”说，似乎也给予张竹坡为《金瓶梅》作辩护某种思想理论方面的借鉴。

张竹坡评批《金瓶梅》不仅是出于喜爱它的艺术，还在于与作者对“炎凉”世态所持看法相契共鸣，他将批书看作是“自做”一部小说，而总结其艺术经验的出发点则是着眼于启迪创作。了解了张竹坡“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竹坡闲话》）的态度，就能够理解他评语虽然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而就其阐述的创作道理来说，又可自成一家之言。

他肯定《金瓶梅》是一部有一定现实依据和一定现实针对性，但是总体上又属于“假捏一人，幻造一事”的“寓言”小说（《金瓶梅寓意说》）。因此，他对前人以《金瓶梅》影射严嵩父子的说法表示怀疑，而对将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明确对号入座的做法予以断然否定。基于对小说特性的认识，张竹坡力持《金瓶梅》是一部秽言其表、宣愤其内，感慨世情炎凉，劝人改过自新的小说，而作者则是一位怀抱不平而又有修养的“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为此他提出了“泄愤说”和“苦孝说”（见《竹坡闲话》、第七回回评、《苦孝说》等），它们分别是对小说批判性和规劝性的概括和总结，反映了张竹坡对《金瓶梅》主题和创作意图的认识，对于《金瓶梅》中淫秽的描写，张竹坡分析说，越是丑恶的人物“说淫话”越多，说明作者意在暴露鞭挞其人物，而不是“写其淫荡之本意”（《读法》五十一）；另一方面，他反覆强调《金瓶梅》是整体，“上半截热，下半截冷”（同上八十二）的结构处理，正是告示读者纵欲有害，因此小说的旨意是讽而不是劝。所以他否定《金瓶梅》“淫书”说。他认为，对《金瓶梅》性质的认识依赖于读者的眼光。

《金瓶梅》是一部世情小说，既无神魔故事那种非人间所有的幻化境界，亦无英雄传奇惊险曲折的动人情节，它的长处是惟妙惟肖地摹绘各种普通人的情态，表现世俗风情。张竹坡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从《金瓶梅》一书概括出以状“情理”为主的小说创作观点，不仅道出了这类小说的主要特征，也有利于提高作者对表现世情的重要性的认识，有利于小说观念的进化。张竹坡在古代世俗小说理论的发展中，其作用和地位显然相当突出。

 

 

 

红楼梦评语

 

《红楼梦》早期以钞本形式流传。1927年，胡适购进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后人们又陆续发现多种脂评本《石头记》。这些评本或者直接标有“脂砚斋重评”书名，或者录有脂砚斋等人评语，故称《红楼梦》“脂评本”。这类脂评本《红楼梦》仅八十回，现存绝大多数是不完整本。评语并非出于一人之手，见于评语署名的有脂砚斋、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玉蓝坡、立松轩、鉴堂、绮园、左绵痴道人等，其中脂砚斋和畸笏叟是二位主要的评者，脂砚斋尤其重要。本书所选录《红楼梦》评语，是指以脂砚斋为首的，包括以上时代相近的其他评语作者在内的人对《红楼梦》的批评。“脂砚”本是明万历时名妓薛素素调和胭脂的一块砚石，“脂砚斋”很可能是这块“脂砚”的慕名者或收藏者所命名的书斋，并作为他自己的代称。脂砚斋等人与《红楼梦》作者关系亲密，了解《红楼梦》的创作经过，并且对《红楼梦》的创作和成书产生了一定影响。评语对《红楼梦》“本旨”、“总纲”作了说明，又对作品叙实、自传与整体的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小说“写形追像”的创作经验也作了较为切实的总结。此外，有些评语为研究曹雪芹及其家世生平、探寻小说后半部内容的变化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线索。脂本评语汇校本有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

 

此处则一色旧的，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帏珠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试思俗稗官用富贵字眼者，悉皆庄农之一流也。盖彼实未身经目睹，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第三回“因见挨坑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弹墨椅袱”等句旁批。脂戚本。)

 

黛玉见宝玉写一“惊”字，宝玉见黛玉写一“笑”字，一存于中，一发于外，可见文字下笔必推敲的准稳，方才用字。(第三回“宝玉看罢，因笑道”等句眉批。脂铨本。)

 

请看作者写势利之情，亦必因激动；写儿女之情，偏生含蓄不吐，可谓细针密缝。其述说一段，言语形迹无不逼真。圣手神文，敢不薰沐拜读。(第十五回总批。脂戚本。)

 

《石头记》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1，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经之谈，间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戏之笔，聊以破色取笑，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第十六回“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等句眉批。脂京本。)

 

按理论之，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若以儿女子之情论之，则事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又系今古小说中不能写到写得，谈情者亦不能说出讲出，情痴之至文也。(第十七、十八回“林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等句批。脂戚本。)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为更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2，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其诗词、雅谜、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类，固他书中未能，然在此书中评之，犹为二著3。(第十九回“可怜，可怜”句下夹批。脂京本。)

 

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除(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4，飞燕之瘦5，西子之病6，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见咬舌二字加以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见陋，且更觉轻俏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7。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之字样，填粪窖可也。(第二十回“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句下夹批。脂京本。)

 

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第四十三回“二人听说，千恩万谢的方收了”句下夹批。脂京本。)

 

 

 

脂砚斋以其对《红楼梦》作者的了解和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在《红楼梦》评语中主要谈了以下一些看法：

一、 评者认为《红楼梦》内容虽然广泛，比较重要的则是这样两点： 其一是写到仕途、朝廷的一些黑暗腐败，但又不是一部谤政之书。其二小说“本意”是写“闺友闺情”(见甲戌本《凡例》)，这也是作品的“本旨”(甲戌本第一回侧批)。评者又将“空”、“梦”观看作是《红楼梦》的根本旨趣、“一部之总纲”(同上)。

二、 评者指出《红楼梦》的某些情节、内容含有叙实、自传的成分，但同时又用大量的评语来肯定整部小说主要的虚构性特征，以及书中重要人物贾宝玉是一个艺术形象，并非生活中实有之人，从而与家谱、自传种种看法显出区别。

三、 高度赞赏《红楼梦》作者“肖物手段”，即“写形追像”的艺术本领(见戚序本第五十二回回评、甲戌本第三回眉批)。脂评通过《红楼梦》与“近之小说”(主要指当时依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高低优劣的比较，肯定小说创作应该在艺术范围内建立起真实感，提高其可信程度，反对简单化、公式化和过于夸饰而不合情理的创作倾向。第一回描写甄家丫鬟“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甲戌本眉批：“此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羞花闭月等字。”第三回形容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容貌体态姣好，各具特点，文字并未夸饰失度，甲戌本眉批借此段描写批评说：“可笑近之小说中有一百个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副脸面。”该回介绍袭人“亦有些痴处”，甲戌本侧批：“只如此写又好极。最厌近之小说中，满纸千伶百俐，这妮子亦通文墨等语。”第二回写林黛玉父母见女儿“生得聪明俊秀，也欲使他识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聊解膝下荒凉之叹。”这样摹画人物心理显得朴实真切。甲戌本眉批：“如此叙法，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最可笑者，近之小说中，满纸班昭、蔡琰、文君、道韫。”这些评语通过《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比较，说明塑造人物形象应当合情合理，恰如其分，真实可信，不能千篇一律，任意美化拔高，令人疑窦丛生。为了使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脂评主张要写出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复杂性、丰富性，避免“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之类“不近情理”的构思习惯和描述手段(见脂京本第四十三回夹批)。评者还主张因“陋”见美，认为适当叙写人物的缺陋不仅是为了增强作品的真实感，同时也是提高人物审美性的艺术手段。

 

孝女耐儿传序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践卓翁、蠡叟等。福建闽县（今闽侯）人。三十一岁中举，后屡试不中，又目睹仁和知县督责吸吮僚属，于是宦情扫地，不图仕进，以教书、作文、翻译、卖画终其一生。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上，他以翻译小说和古文名世。在文章学上，他极力维护桐城古文的正宗地位，反对章炳麟提倡魏晋之文，谩骂新兴的白话文，曾作《桐城派古文说》，鼓吹义法、神韵、意味等桐城派的主张，为文之正轨。林纾论古文，基本上遵循“义法”之说，在思想内容上不提“经济”，不重“考据”，只是强调“发明义理”，具有倒溯姚鼐、刘大櫆，复归于方苞的倾向。对于古文艺术特点和写作技法，他的《春觉斋论文》和《文微》两书，曾作出系统全面的论述。

林纾翻译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84部。他翻译外国小说，目的是“振动爱国之志气”（《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为现实的政治维新服务，在当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他用中国传统的文论观点来评价西方小说，也有一些独特的见解。通过对“西人文章妙处”的评析，丰富了传统的文学表现方法和技巧。

 

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为余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其间疵谬百出，乃蒙海内名公，不鄙秽其径率而收之，此予之大幸也。

予尝静处一室，可经月，户外家人足音，颇能辨之了了，而余目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数君子，偶举西士之文字示余，余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间有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彰瘅之严1。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而独未若却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2。天下文章，莫易于叙悲，其次则叙战。又次则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决脰溅血3，生气凛然，苟以雄深雅健之笔施之，亦尚有其人。从未有刻划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则迭更司者盖以至清之灵府4，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妪，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 奸狯驵酷，至于人意所未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已，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余尝谓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著笔。《史记·外戚传》述窦长君之自陈5，谓姊与我别逆旅中，丐沐沐我，饭我乃去。其足生人惋怆者，亦只此数语。若《北史》所谓隋之苦桃姑者6，亦正仿此；乃百摹不能遽至，正坐无史公笔才，遂不能曲绘家常之恒状。究竟史公于此等笔墨亦不多见，以史公之书，亦不专为家常之事发也。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著笔为尤难。

吾友魏春叔购得《迭更司全集》7，闻其中事实，强半类此。而此书特全集中之一种，精神专注在耐儿之死。读者迹前此耐儿之奇孝，谓死时必有一番死诀悲怆之言，如余所译《茶花女之日记》8，乃迭更司则不写耐儿，专写耐儿之大父凄恋耐儿之状9，疑睡疑死，由昏愦中露出至情，则又《茶花女日记》外别成一种写法。盖写耐儿，则嫌其近于高雅；惟写其大父一穷促无聊之愚叟，始不背其专意下等社会之宗旨： 此足见迭更司之用心矣。

迭更司书多不胜译。海内诸公请少俟之，余将继续以伧荒之人，译伧荒之事10，为诸公解酲醒睡可也11。书竟，不禁一笑。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日，闽县林纾畏庐父叙于京师望瀛楼。

 

 

 

林纾的小说创作成就不高，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是与王寿昌、魏易等合作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小说。在这些译作的序跋里，他阐明关于翻译小说的主要理论。

林纾早期倾向新政，关心国事，因而他译介外国小说也志在维新，一再主张翻译作品要“有益于今日之社会”（《鬼山狼侠传叙》），“以振动爱国之志气”（《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他注重介绍那些反对封建礼教，鼓吹反帝爱国、宣扬科学和民主，抨击社会黑暗的作品，为现实的政治维新服务。

林纾特别推崇狄更斯的小说，主要原因是这位作家“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林纾认为狄更斯小说“刻划市井卑污龌龊之事”，描写下等社会的丑恶现象，可以引起我们的借鉴，促使政府和民众改良社会积弊。

林纾的翻译小说，也为中国作家打开眼界。通过中西文学的比较，为本土的艺术创作提供借鉴，促进创作的发展。《孝女耐儿传序》中，林纾特别指出，狄更斯叙家常平淡事令人叹惋悲怆，写下等社会如数家珍。这些“西人文章妙处”，“可侪吾国之史迁”，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司马迁，值得古文家借鉴。中国古代的小说，更偏重于描写英雄人物、历史变革、神奇故事，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在《金瓶梅》《红楼梦》等少数著名小说中才日益精致。林纾格外重视狄更斯小说的这一特点，正是出于对于中国小说自身传统和未来发展的考虑。注重描写下等社会日常生活琐事，不仅是艺术技法的问题，也体现出作者关注社会的视角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纾的这些认识，更具理论革新意义。

 

小说林缘起

 

 

 

觉我，即徐念慈（1875—1908），字彦士，别号觉我，亦署东海觉我。江苏昭文县（今常熟）人。曾为爱国学社常熟支部负责人。1905年任曾朴创办的小说林书社编辑部主任，后又主编《小说林》月刊。译著有《新舞台》《黑行星》《美人妆》《海外天》《新法螺先生谭》等多种，另有理论文章《小说林缘起》《余之小说观》《觉我赘语》及《小说管窥录》等。徐念慈是晚清引人注目的小说理论家，他自觉地借鉴西方黑格尔、康德等人的美学观点，揭示小说的艺术特征之所在，并较为正确地认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其小说观念在当时新鲜而卓异。

 

小说林之成立，既二年有五月，同志议于春正发刊《小说林月刊社报》。编辑排比既竟，并嘱以言弁其首。觉我曰： 伟哉！近年译籍东流，学术西化，其最歆动吾新旧社会，而无有文野智愚，咸欢迎之者，非近年所行之新小说哉？夫我国之于小说，向所视为鸩毒，悬为厉禁，不许青年子弟稍一涉猎者也，乃一反其积习，而至于是。果有沟而通之，以圆其说者耶？抑小说之道，今昔不同，前之果足以害人，后之实无愧益世耶？岂人心之嗜好，因时因地而迁耶？抑于吾人之理性（Venunft），果有鼓舞与感觉之价值者耶？是今日小说界所宜研究之一问题也。

余不敏，尝以臆见论断之： 则所为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乎？试以美学最发达之德意志征之，黑搿尔氏（Hegel, 1770—1831）于美学1，持绝对观念论者也。其言曰：“艺术之圆满者，其第一义，为醇化于自然。”简言之，即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而使无遗憾也。曲本中之团圆（《白兔记》《荆钗记》）、封诰（《杀狗记》）、荣归（《千金记》）、巧合（《紫箫记》）等目2，触处皆是。若演义中之《野叟曝言》3，其卷末之踌躇满志者，且不下数万言。要之，不外使圆满而合于理性之自然也。其征一。又曰：“事物现个性者，愈愈丰富，理想之发现，亦愈愈圆满，故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不在于抽象理想。”西国小说，多述一人一事；中国小说，多述数人数事；论者谓为文野之别，余独谓不然。事迹繁，格局变，人物则忠奸贤愚并列，事迹则巧绌奇正杂陈，其首尾联络，映带起伏，非有大手笔、大结构，雄于文者，不能为此，盖深明乎具象理想之道，能使人一读再读即十读百读亦不厌也，而西籍中富此兴味者实鲜。孰优孰绌，不言可解。然所谓美之究竟，与小说固适合也。其征二。邱希孟氏（Krichmann, 1802—1884）4，感情美学之代表者也。其言美的快感，谓对于实体之形象而起。试睹吴用之智（《水浒》）、铁丐之真（《野叟曝言》），数奇若韦痴珠（《花月痕》）、弄权若曹阿瞒（《三国志》）、冤狱若风波亭（《岳传》）、神通游戏若孙行者（《西游记》）、济颠僧（《济公传》），阐事烛理若福尔摩斯、马丁休脱（《侦探案》），足令人快乐、令人轻蔑、令人苦痛尊敬，种种感情，莫不对于小说而得之。其征三。又曰：“美的概念之要素，其三为形象性。”形象者，实体之模仿也。当未开化之社会，一切神仙佛鬼怪恶魔，莫不为社会所欢迎，而受其迷惑。阿剌伯之《夜谈》5，希腊之神话，《西游》《封神》之荒诞，《聊斋》《谐铎》之鬼狐6，世乐道之，酒后茶余，闻者色变。及文化日进，而观《长生术》《海屋筹》之兴味7，不若《茶花女》《迦因小传》之秾郁而亲切矣8。一非具形象性，一具形象性，而感情因以不同也。其征四。又曰：“美之第四特性，为理想化。”理想化者，由感兴的实体，于艺术上除去无用分子，发挥其本性之谓也。小说之于日用琐事，亘数年者，未曾按日而书之，即所谓无用之分子则去之。而月球之环游9，世界之末日10，地心海底之旅行11，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其征五。凡此种种，为新旧社会所公认，而非余一己之私言，则其能鼓舞吾人之理性，感觉吾人之理性，夫复何疑！

“小说林”之于新小说，即已译著并刊，二十余月，成书者四五十册，购者纷至，重印至四五版，而又必择尤甄录，定期刊行此月报者，殆欲神其薰、浸、刺、提12（说详《新小说》一号）之用，而毋徒费时间，使嗜小说癖者之终不满意云尔。

丁未元宵后三日，东海觉我识。

 

小说林社是近代以编译小说为主的出版机构。《小说林》月刊，专门刊载著译小说和小说理论批评文字，创刊号上刊发了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和徐念慈的《缘起》，论小说原理颇有新意。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文化的引进和外国翻译小说的大量出现，国内“新小说”也大为兴盛起来，得到了不论文野智愚的人们普遍欢迎，产生了启迪民智、改良社会的有益效果。“新小说”为什么能如此盛行，大受青睐？徐念慈指出原因在于： 小说有“鼓舞与感觉”“吾人之理性”的审美价值。在这篇文章中，徐念慈着重依据黑格尔等人的美学理论，分析了小说艺术的审美特征，指出小说审美价值之所在。首先，小说的美在于它逼真地反映生活发展的内在规律，使人在理性上感到圆满自然，没有遗憾。其次，小说描写丰富具体的人物个性和曲折奇变的故事情节，表现具象理想，而非抽象理想，富有兴味。第三，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令人快乐、令人轻蔑、令人苦痛尊敬，在感情上能引起“美的快感”。第四，小说描摹和反映具体生活现象，富有形象性，亲切感人。第五，为理想化。理想化一方面是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典型化，即“除去无用分子，发挥其本性”；另一方面是指在现实基础上的合理的想象，从而“超越自然，促进进化”。总之，小说是“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与数年前夏曾佑、梁启超等论小说艺术感染力相比，徐念慈站在更高的理论基点上，分析得更透彻。

徐念慈积极接受和运用西方近代的美学思想来分析文学和小说。继王国维之后，徐念慈、黄人、曾朴、周树人、周作人都积极地引介西方近代文艺美学思想，用以阐述中国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令人耳目一新。尽管徐念慈对某些概念和观点的理解尚较模糊，运用也不够自如，但提出了诸多新鲜的、有意义的观念和见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促进了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小说理论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