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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教材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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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08-06-23 浏览次数: 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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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曾经长期作为国家教委指定的高校文科教材，但是，该著毕竟写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自身有一定的局限，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因此，迫切需要重新撰写一部反映最新学术成果，适应新世纪高校文科教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
改编《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原则是内容阐释力求创新，体例框架适合教学，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原先三卷本不是同一时期写成的，由于受时代所限，上册里很多东西原先不敢写进去，从先秦到唐代只写了300来页，而下册的清初到近代就写了700多页，占整个批评史的一半还多。从总体看，结构不够平衡。《新编》在结构上，改为两卷本，从先秦至金元为上册，明、清、近代为下册，充实了先秦到唐代部分的内容，而对近代部分进行了大量删减。这样处理，适应中国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历史实际，结构上也大体平衡。 从内容来看，旧著由于受时代限制，对一些批评家如唐代的白居易、皎然、司空图等的文论思想评述得不够恰当。旧著对于白居易的讽喻诗论评价过高，认为他的文学理论思想是现实主义的，是进步的；而把皎然、司空图等人的艺术论看成是落后的、形式主义的。《新编》对此作出较大的修改。旧著近代部分由于强调政治而过分抬高太平天国文学思想地位，尤其是对太平天国的曲论，有许多并不契合历史的溢美之词；三卷本《批评史》虽然看到了曾国藩的文学思想的进步性，但受时代评判影响，对其批评思想认识还不够；章太炎的文学思想却因其人在反封建中的功绩而在三卷本《批评史》中得到了过高的评价。凡此种种，都在《新编》中得到了修正。 可以看出，这次修改，著者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立足点是文学“反映论”，比较强调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新编》著者则持“文学批评是以文学而不是思想或政治为第一要素”的观念，更加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与审美功能。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新编》重新思考、审理旧著中的一些论断，加以改写。如三卷本《批评史》评价王充论文崇尚实用、反对虚妄的思想，也显得偏高。《新编》抛弃对王充哲学思想先进与否的评判，认为他“颇缺少文学的眼光”，再如旧著中，清代部分第一章即列“清初三大思想家”，在第三章中才出现钱谦益的诗论。而事实上钱谦益是黄宗羲的老师，黄宗羲的某些思想是从钱谦益那里接受过来的，那样编排，讲课时有些东西很难交待清楚。现在则调整过来，把钱谦益放在前面，一来恢复了历史的本然，另一方面也扣住了批评史是文学批评的历史这一主题，给像钱谦益这样政治屈节而文学批评颇有建树的人以恰当的位置。 《新编》在撰写过程中还注意吸纳学术界最新的观点，许多篇章都反映了撰写者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传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前几年经陈尚君先生、汪涌豪先生等考证，认为它不是司空图所作，虽然目下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新编》著者认为考证者所提供的材料比较翔实，颇有说服力，故《新编》中对《二十四诗品》没有作过多的介绍。这并不影响司空图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因为他的文学理论观点较多地表现在其它一些单篇论文中。由于三卷本《批评史》下册编写时，大陆关于《金瓶梅》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因此其中对于有关《金瓶梅》的批评，未作任何介绍和评价。而近二十年来，海内外“金学”研究蓬勃发展，取得较大成就。著者在《新编》中增加了整整一节有关《金瓶梅》批评的内容，反映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再如，旧著对宋代的婉约词论评价较低，并批评李清照《词论》“片面强调音律”。新编本则揭示出宋人词学强调“情”为人所固有、天所赋与，这里闪烁着个性解放的新兴意识光芒，是宋时文学批评领域灵秀之所钟。这个论断，改变了过去对李清照词论的苛责，为当前学界所首肯 。 考虑到教材的体例，应尽可能让读者把握原始资料，《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在体例框架方面基本保持并发扬了三卷本已为教学实践和学术界所肯定的实事求是、材料丰富、系统性和可读性强等特点，在阐释论述内容方面有很大更新。 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相配套，复旦批评史研究室重新编著了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凡250万字，由黄霖、蒋凡两先生主编，杨明、刘明今、邬国平、周兴陆、羊列荣等参加编写。这套文论选继承了此前郭绍虞先生主编四卷本和一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和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的成就，并立足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特征来解说古代文论著作，力求反映当前新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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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