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公元1494年（明弘治甲寅），蒋大器（庸愚子）第一次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时说，此书写成之后，人们“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弹指五百年过去了，该书已越出中国，溢出亚洲，得到了世界人民的珍视。这不能不使我们为祖先曾经贡献了这样一部杰作而感到骄傲。

《三国志演义》之所以能在几个世纪中得到不同民族、乃至不同阶层人们的热爱，自有其奥秘在。它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描写的是一个风云变幻、人才辈出的三国时代。它又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文学巨制，它用一种雄浑的旋律和悲怆的音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内容涉及到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外交方略、巫医方术、科技发明、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有的人在这里汲取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思想材料和一般做人应世的本领，有的人从书中找到一种国家统一、民为邦本、君明臣良、安居乐业的寄托，当然，也有的人只是把它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加以欣赏或消暇。因为它在艺术上也确有其迷人之处：其结构宏大而布局严谨，头绪纷繁而脉络分明，情节曲折，机趣横生，象三顾茅庐、单刀赴会、群英会、借东风、火烧赤壁、空城计等故事，都写得引人入胜，精彩非凡。至于它所刻画的四百多个人物中，如诸葛亮已成为智慧才略的化身，曹操是奸诈权术的代表，其他如关羽、刘备、张飞、周瑜、鲁肃等都写得形神俱足，在我国乃至亚洲许多国家都已妇孺皆知。这就难怪它一直拥有大批的读者。

 

一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极大成功，激发了我国历史小说的大发展，也引起了版刻和批评家们的兴趣。继目前所见最早的“嘉靖本”之后，各种翻刻本不断问世。它们或作校正，或加音释，或配诗赞，或作评点，争奇斗艳，层出不穷。明清两代，此书版刻之繁富，没有一种小说可以与之相比。而就其评点本而言，先后就有余象斗、叶昼（伪托李卓吾）、钟惺、毛纶和毛宗岗父子、李渔等五家。在这五花八门的《三国志演义》版本中，经过读者的选择、自然的淘汰，毛本终于压倒群芳，以定本的姿态风靡了三百年。

尽管毛本在《三国》流变史上自然地战胜了众本，但人们对毛氏父子的工作在理论上加以重视和研究，还是经过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大致说来，毛本问世之时在社会上评价颇高。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最初为毛本作序时曾极力赞扬：

适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出声山所评书示予。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鉥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因称快者再。……虽然，予历观三国之局见天之始之终之，所以造其奇者如此；读《三国演义》又能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匠心独运，无之不奇如此；今声山又布其锦心，出其绣口，条分句析，揭造物之秘藏，宣古人之义蕴，开卷井井，实获我心，且使读是书者知第一奇书之目，果在《三国》也。

十馀年后，廖燕作《金圣叹先生传》时[1]，也特别点到毛评为“效先生（金圣叹）所评书”中之佼佼者。到康熙五十一年，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虽将评者记在“杭永年”的名下，但对此书的评价趋向中肯：“一仿圣叹笔意批之，似属效颦，然亦有开生面处，较之《西游》，实处多于虚处。”后来，尽管有的翻刻者仍对毛本推崇备至[2]，但总的情况有所变化。这是由于：一方面人们对于小说及其评点从来不太重视，不加研究；另一方面，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实在名气太大，深入人心，而毛本的具体实践与舆论评价始终与金圣叹关系密切。故尽管毛本《三国演义》风靡世间，而其评改者毛氏父子却越来越被人冷落，有的书坊竟径以“圣叹外书”、“贯华堂”等名目来招徕读者，以致到了近代，毛氏父子的命运正如邱炜萲在《菽园赘谈》中所说的那样：

《列国》是白下蔡元放手批，《三国》是茂苑毛序始手批。同一批评小说，金圣叹之名则里巷皆知，蔡、毛两君反无知者，徒于纸角一露姓名而已，何有幸有不幸耶！

总之，有清一代，毛本《三国》在自然流行的过程中，毛氏父子的声名却反而在自然淡化。到清末民初，“小说界革命”的号角吹响，小说的理论批评才开始被人注目，毛氏父子也得到了人们的注意。尽管当时有人对他们评价不高，认为“毛声山乃金人瑞之应声虫”，“其行文之盘旋，持论之张皇，亦惟恐不肖”[3]。但更多的人则给予较高的评价，如觚庵即说：“《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余谓得力于毛氏之批评，能使读者不致如猪八戒之吃人参果，囫囵吞下”[4]。至蒋著超则崇之为“评小说之圣手”[5]：

……至于评《三国》，则火气全泯，一以纯正之论调、锐利之眼光出之，其章首读法，尤能独见其大，与逐回细评，不相犯复，非精于古文而剖解全局不能也。且其行文，大气盘旋，不作力竭声嘶态，或用偶语，亦工稳无疵，而一行一言，毋论其轻微，如有足为惩儆者，必为之发挥以尽。此实评小说之圣手也。

可惜的是，情况刚有转机，即被举足轻重的胡适博士一棍子打死。胡适在二十年代初写的《〈水浒传〉考证》中先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骂成都是“八股选家流毒”，接着又在《〈三国志演义〉序》中将“《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的写定者”都定为“平凡的陋儒”。自此之后，毛氏父子基本上被人们置于否定的位置上。直到八十年代初，随着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宝库被人们注重和开掘，毛本《三国演义》才重新被学术界所侧目，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出版了一些新排的全本，为全面地认识和公正的评价毛本开了新的风气。

 

二

毛本的初刻全本笔者未见。目前所知能完整地反映初刊原貌的是醉畊堂刊本。此本封面上栏刻“声山别集”，下栏右上刻“古本三国志”，左刻“四大奇书/第一种”大字两行。首有康熙十八年李渔序，次凡例，次总目，次绣像，次读法。总目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总目”、“声山别集”、“茂苑毛宗岗序始序/吴门杭永年资能氏评定”（卷六十“评定”作“评选”），板心处见有“醉畊堂”字样。此本很可能是芥子园初刊本的翻刻本或补配本，它与以后五花八门的翻刻本有异。这主要表现在：书名作“四大奇书第一种”，而不作“第一才子书”；卷首序作者为李渔，而不是伪托的金圣叹；题名是“声山别集”，而不再另加“圣叹外书”字样。根据此书署名，虽有“声山”（毛纶号）、“毛宗岗”、“杭永年”三人，而实则出于毛纶、毛宗岗父子之手。这是因为李渔序明说为“声山所评”，毛纶自己在《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中也这样说：

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一百二十卷。其纪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节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以赞其成。书既成，有白门快友见而称善，将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致刻事中阁，殊为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国》一书，容当嗣出。

这里所说的“儿辈”，即指毛宗岗。因毛纶于此书中又说到：

予因病目，不能握管，每评一篇，辄命岗儿执笔代书。而岗儿亦时有所参论，又复有举予引端之旨而畅言之，举予未发之旨而增补之者。

又，尤侗的《第七才子书序》也指出，毛纶“授管于郎君序始氏，使加校订，参赞其成焉”。因此，协助毛纶评改《琵琶记》、《三国演义》的就是其子毛宗岗。至于那个“杭永年”，我很怀疑他就是毛纶所说的“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者，后来书上加上他的名字，很可能是某种调和妥协的结果。

关于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情况现在所知不多。据浮云客子《第七才子书序》、褚人获《坚瓠集》及毛宗岗《雉园公戊朱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等载，毛纶，字德音，号声山，江苏长洲（今苏州）人，约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6]。当时颇有文名，但一生穷困不仕。顺治八年（1651年）曾馆蒋灿家，后不久双目失明。顺治十八年金圣叹遇害之前，金、毛两家有交往[7]。康熙三年（1664年），与子合作始批《三国演义》。越年，又批《琵琶记》。六十岁时，夫妇双双还在。其子宗岗，字序始，号孑庵，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有文才，与《隋唐演义》、《坚瓠集》的作者褚人获同学。除协助父亲评改《三国志演义》、《琵琶记》外，尚有笔记《孑庵杂录》及诗文若干。到康熙四十八年七十八岁时，还为弟子蒋深所藏的《雉园公戊辰朱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综观其一生，亦有才而无运，郁郁不得志于时。

 

三

毛氏父子对《三国志演义》所做的工作，在十条《凡例》中略有说明，概而言之，即托称悉依“古本”而对“俗本”进行“校正”，实则师金圣叹评改《水浒》、《西厢》的成法，做了修订和评点两大方面的工作。他们所谓的“俗本”，即是“谬托李卓吾先生批阅”的本子，也就是目前一般学者认为是叶昼伪托的吴刻本系统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这一“李评本”将“嘉靖本”二百四十则改为一百二十回，正文内容虽小有出入而大致相同，而其评语因出于“留心二氏学，故为诡异之行”的叶昼之手[8]，故“多有唐突昭烈，谩骂武侯”等溢出儒家正统观念的语言。毛氏父子就在这样一个底本上进行评改。他们的评和改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有时是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下面分别略加分析。

首先，从文字、常识方面来看。毛氏父子在修正文词、整顿回目、削除论赞、改换诗文、增删故事等方面，都下了一些功夫，使语言和故事表达得更为简洁、通俗、正确、完美。今以第一回为例，李评本写到张角造反前与二弟商议道：“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万代之可惜！”于此，李评即指出：“‘之’字不通，一部俱如此。”但他论而不改，维持原状。毛本却将最后一句改为“诚为可惜”，使之通顺明了。李评本写玄德幼时戏于大桑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羽葆车盖。”毛本删去“羽葆”两字而使之通俗、简炼。李评本写“张世平、苏双大喜，愿将良马五十匹送与玄德”，毛本改之为：“二客大喜，愿将良马五十匹相送”，上下文气就更连贯。李评本写关羽跃马舞刀直出，程远志见了，“心胆皆碎”，毛本改为“早吃一惊”；李评本写刘备回答董卓说“白身”之后，卓甚轻之，“不与赏赐”，毛本则改为“不与礼”：这两例都改得较为正确、合理。李评本中的一些赞语，往往被毛本删去。第一回中如张飞、关羽先后战邓茂、程远志时，分别有“后有人赞益德曰：欲教勇镇三分国，先试衠钢丈八矛”和“后人赞云长曰：惟凭立国安邦手，先试青龙偃月刀”等赞语，将前后文章生硬割裂，毛本将此一删，上下文气即连。再如李评本开头写灵帝召群臣问灾异之由及消变之术，有杨赐、蔡邕两臣的大段答论，毛本只改用了三句话，一笔带过，简明扼要。至于回目，毛本曾加以全盘修饰，如第一回将原本的“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改为“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显然更优美和对仗。以上所举仅第一回的例子，但带有普遍意义，其精神贯串全书，其例子触处皆是。当然，毛氏父子毕竟不是全知全能，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上难免有改错、改坏的地方。如第一回中将刘备祖上刘贞的封号“涿郡陆城亭侯”改为“涿鹿亭侯”就大误。类似的错误如第二十六回改袁绍令退军于“阳武结营”而为“武阳结营”，改第九十四回费祎贺孔明“拔西县入川”而为“拔四县入川”等都是有违史实，不合情理。至于将原小说中的一些元明词语改为当时通俗的语汇，虽有损于小说语言的时代特色，但也有利于通俗流行，故也不能简单否定。总的来说，毛氏父子在这方面的修改，是使这部小说更加小说化，增强可读性，其功大于过。

其次，从思想原则来看。毛氏父子比较坚持正统的儒家观点。他们不像叶昼那样放荡不羁，言行诡异，有点离经叛道，而是以“儒者”自居，思想较为正统，为人较为严肃。毛纶在《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中曾谈及他自幼接受的家教，就颇可说明问题。他说：“犹记孩提时，先大人辄举古今孝义贞淑之事相告。及稍识字，即禁不许看稗官，亦并不许看诸传奇，而《琵琶记》独所不禁，以其所写者皆孝义贞淑之事，不比其他传奇也。”他长成后之所以评点《琵琶记》，也就是认为这部书写“孝子贤妻敦伦重谊、缠绵悱恻之情”，“唯忠孝廉贞之旨”，可以“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毛宗岗甚至说：“尊奉朝廷，颂扬天子，可谓至矣，天下后世之著书立说者皆当为此为法。”因此，我们无法否认毛氏父子头脑里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正统的封建思想比较浓厚。毛氏用这套思想来认识三国间的纷争和皇权的更迭时，必然会接受朱熹的一套封建正统论，接受南宋以来尊刘贬曹的倾向，而把叶昼评本中那些含糊牴牾的描述、轻率唐突的评语，删的删，改的改，以力求完全符合包括封建正统论在内的封建观念。其纲领性的《读三国志法》第一条即强调正统思想：“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接着，明确批评了“陈寿之《志》未及辨此”和司马光《通鉴》之误“，而表示要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来进行修改和评点。毛氏父子认为，《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之意”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以自附于《春秋》之义“，因此，这部小说是”继麟经而无愧“。这可以说是他们评改《三国志演义》的思想纲领。据此，毛氏特别注意加强了”尊刘贬曹“的色彩。例如李评本第一回写刘备出场时道：

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

这些话原本于史传，但从正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来衡量，难免觉得有损其令名。因而毛本就改为：“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而曹操出场时，原李评本有这样的笔墨：

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官拜骑都尉。

接着还介绍操曾祖曹节“仁慈宽厚”、操父曹嵩“忠孝纯雅”等。而毛本对此大加删削，曹操的出场只剩下十九个字：“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对于其先人的介绍，也只留下操父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一语。毛氏父子作这样修改的意图，在回评中说得很明白：

百忙中忽入刘、曹二小传。一则自幼便大，一则自幼便奸；一则中山靖王之后，一则中常侍之养孙：低昂已判矣。后人犹有以魏为正统，而书“蜀兵入寇”者，何哉？

诸如此类在正统思想指导下加强“尊刘贬曹”色彩的修改和评点，通篇皆见，一见即明，不必赘述。

这种封建正统论，显然与原本中多次表露而被毛本所删除的、带有民主倾向的“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的观点背道而驰，我们不应予以肯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毛氏父子作为一个穷困的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变故，其思想是十分复杂的。传统的教育固然使他们的思想牢牢地捆缚在正统的儒家观念上，但社会的课堂赋予了他们有一颗比较正直的良心。在毛本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他们从政治、历史、道德的角度批评时不离三纲五常、忠信节义等教条，但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炎凉世态、时弊恶俗的种种抨击。而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尊刘贬曹”的倾向，本身也渗透着他们痛恨昏君佞臣、暴政贪官，向往君明臣良、仁政爱民，乃至反对外族侵扰的思想情绪。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书中的“反清情绪”问题。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对此十分强调，且提法越来越高。他们认为毛氏评改意在反清复明，且其思想贯穿全书，故为蜀汉争正统，即为亡明或南明争正统。我总觉得这些提法未免有点过分。我们不排斥毛氏在有些评语中借题发挥，流露了故国之思和对外族入侵的不满，但这无论如何不是毛本评改的基本出发点和贯穿全书的思想。全书的指导思想还是正统的儒家思想。在这总纲下，民族情绪有时得以宣泄，有时则反被抹煞。例如，李评本在关云长单刀赴会时有一段评语曰：

云长先生曰：“大汉疆域岂得妄以寸土与人？”此圣人之言也。他人只论尔我，先生不忘汉主，是岂三国时人之所及乎？其忠义至今耿耿不磨，只是一个不忘“汉”字，故启口容声，自然及此。所云“有德者必有言”，非耶？

这段富有感情色彩的话，就被毛本全部删去，换成一段强调君臣名分的议论。事实上，毛氏父子对清初的文字狱是十分敏感的。就在他们评书前一年，震动大江南北的庄廷珑《明史》案起，株连二百人，许多吴越名士死于非命，故毛氏评书时十分谨慎，凡“虏”、“胡”、“夷”、“越”等字全被删改，小心翼翼。且书成之后的年代里，清室爪雅遍地，文字狱叠见，小说戏曲又屡遭查禁，而唯独此《三国演义》却始终未上黑名单，这难道是偶然的“网漏吞舟之鱼”吗？总之，对于毛本中有些强调忠信节义的话，我们理解为有悼明反清的情绪未尝不可，但不能将此强调到一种不适当的地步，并将此同尊刘贬曹的“正统”思想简单地等同起来。

最后，从艺术观点来看。对此，分三个问题来稍加论述。

一、关于历史小说的虚与实。这实际上自有《三国志演义》以来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最初，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即指出：《三国》一书为罗贯中既“考诸国史”，又“留心损益”而成的作品。它“事纪其实，亦庶近乎史”。这实际上指出了象《三国》一类历史小说具有依据史书而不照录史书，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艺术加工的特点，倾向于“虚”与“实”的统一。但后来，明代大致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林瀚、张尚德、余象斗等为代表，强调历史小说要尊重史实，羽翼信史；另一派以熊大木、袁于令等为代表，提倡历史小说要重视虚构，传奇贵幻。金圣叹则在前人的基础上也较注重艺术虚构，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而毛氏的《读三国志法》却赞赏《三国》“真而可考”，说：“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传》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这种论断就明显地受了史学的束缚，重实轻虚。他又一再强调《三国》小说之妙，首先决定于三国历史之妙：“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9]因此，自刘廷玑《在园杂志》起，即批评毛本“实处多于虚处”。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毛氏父子的具体艺术实践与其在《读三国志法》等中表明的观点是有出入的。他们在实际的评改中不但没有排斥艺术的虚构和想象，而且有时还比原作有所加强。比如“云长秉烛达旦”一事，早为史家指出无据[10]，而毛本又特意将此添加进去，并在夹批、回评中一再加以褒扬。此外如有关关云长的“单刀赴会”、“独行千里”、“义释华容”都或与史实有异，或是纯属子虚，而毛氏却将它们称作“妙文”，并在《读三国志法》中认为此四事即为关云长之所以能刻画成“古今来名将中之第一人”的典型情节。于此可见，毛氏父子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三国演义》当作小说，并没有完全把历史小说同历史著作等同起来。

二、关于小说的情节结构。毛氏在这方面富有卓见，最有贡献。本来，历史小说的结构比之其他小说更难经营，因为它“叙一定之事”，不能“无中生有，任意起灭”。而《三国》一书，人物众多，头绪纷繁，却写得结构严密，布局精巧，这就自然容易引起批评家对其情节结构问题的注意。毛氏父子即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地使用了“结构”这一概念，并重视对此作理论性的探讨。他们说：“《三国》一书，所以纪人事，非以纪鬼神。……不似《西游》、《水浒》等书，原非正史，可以任意结构也。”[11]又说：“观天地古今自然之文，可以悟作文者结构之法矣。”[12]这都是强调小说的艺术结构不能凭空架设，而必须符合客观生活实际。在这基础上，他们重视结构的完整和统一。他们认为《三国》一书，“头绪繁多，而如一线穿却”，“总成一篇”，是一件完美的艺术整体。在《三国志读法》中，他们特别将《三国》与“不相联属”的《左》、《国》史书和“不能贯串”的《列国志》等小说加以比较，从而肯定了只有连贯统一、结构完整的历史小说才能赢得读者。他们还在批语中多次赞扬了《三国》结构之精。如第九十四回批道：“读《三国》者读至此卷，而知文之彼此相伏，前后相因，殆合十数卷而只如一篇，只如一句也。……文如常山蛇然，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岂非结构之至妙者哉！”毛氏还精辟地指出了“《三国》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这“六起六结”的线索是十分清楚的：一、叙献帝，从董卓废立起，至曹丕篡夺结；二、叙西蜀，以成都称帝起，至绵竹出降结；三、叙刘、关、张三人，以桃园结义起，至白帝托孤结；四、叙诸葛亮，以三顾茅庐起，至六出祁山结；五、叙魏国，以黄初改元起，至司马受禅结；六、叙东吴，以孙坚匿玺起，至孙皓衔璧结。这六条线索是《三国》一书的六大部分，显然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然而，它们毕竟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又相互关联，相互穿插，密不可分，浑然一体。在注重总体构思完整统一的基础上，他们又对情节安排方面的联络交互、参差错落、详略得当，映衬对等一系列艺术手段作了详细的探讨，总结了十五种“妙处”。这些“妙处”虽然明显脱胎于金圣叹的“文法”论，但也自有其特色，对于读者体会作者的艺术匠心多数是有帮助的。这实际上也是毛本之所以能风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毛氏虽然接受了叶昼、金圣叹等人的影响，认识到小说刻划性格的美学意义，说道：“一人有一人的性格，各各不同，写来真是好看。”[13]在一些地方继承并发展了金圣叹的人物性格论，对《三国》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刻画性格的艺术经验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例如，他们指出了张飞的性格自与诸葛亮接触后有所发展变化。在第六十三回写到张翼德义释严颜时总评道：“（张飞）未遇孔明之前，则勇有馀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后，则勇有馀而智亦有馀。盖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气化焉，骄气亦化焉。”但是，从总体来看，毛氏父子的人物形象论有两个特点：一、受史学观影响较深，多从社会政治、道德才能等方面来加以品评；二、突出甚至夸张人物品质的主要特征。这样，就自然地使他们的人物形象论倾向于类型化而不是性格化。在《读三国志法》中，毛氏父子总论《三国》“人才之众”时，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人物形象的看法。他们认为《三国》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就是诸葛亮、关羽和曹操，“可称三绝”、“三奇”。这三人的“奇绝”处，即为：一是“名高万古”的“贤相”，一是“绝伦超群”的“名将”，另一是“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奸雄”。这都侧重于从类型上来加以考虑，而不是从性格上来加以分析。其他如谈到“运筹帷幄”的徐庶、“行军用兵”的周瑜、“料人料事”的郭嘉，乃至“道学”如马融、“文藻”如蔡邕、“应对”如秦宓、“舌辨”如李恢等等，大致都是如此。事实上，早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已显示了类型化的特征，但还存在着若干复杂的因素乃至矛盾的笔墨。如写曹操之奸，也写其雄；写刘备之仁，也写其伪；写孔明之智，也写其诈。李评者注意到了这点，但并没有进行改写。毛氏父子则致力于修正那些使之性格复杂或者矛盾的文字。假如说毛本写曹操尚能照顾到其“雄”的一面，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奸雄”的话，那么对刘备、诸葛亮等，在“尊刘贬曹”的总的思想倾向指导下，就绝不敢去写其“伪”，写其“诈”，写其有损于高大形象的一面。例如就诸葛亮形象而言，小说写到刘表病重，曾托孤于刘备说：“吾死之后，贤弟可摄荆州。”李评本写到刘备讲仁义，“力辞不受”，次日回新野。接着又写道：

孔明问其故，玄德乃言托孤之事。孔明曰：“主公不受，祸不远矣。”玄德曰：“景升待我甚厚，今若举此事，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

这样虽突出了刘备，却贬低了孔明。在历史上对孔明待刘表之丧和刘璋之迁本有非议，如苏轼就认为孔明因此而“失天下义士之望”，再难以高举“仁义之师”的旗号[14]。而李本这样描绘显然就陷孔明于不义之地，故毛本作了删节，只简单地写了刘备的推辞。再如诸葛亮重用马谡，是由于在平南之初马谡提出“攻心为上”的策略正合己意，这还在情理之中。而李本却在马谡尚未发表“攻心”的高见之前，就写“孔明见谡高谈阔论，甚是爱之，愈加敬重”，这就显得诸葛亮一开始就是喜欢马谡的夸夸其谈，太无识人之能了。因此，毛本的删改也有助于诸葛亮形象的高大。为了使诸葛亮形象更加理想，更加完美，连李本中一些孔明的过谦之词、夸饰之言也被毛本删除殆尽。如诸葛初见刘备时说的“恨亮年幼才疏，不能治政”之语，游说孙权时说曹操手下的战将谋士“如亮之辈，车载斗量，不可胜数”，都被勾消。至于诸葛亮对子龙说“美色，天下人爱之”之类的话，当然也因碍于诸葛亮在毛氏心目中的形象而在删改之列。总之，毛氏父子用正统的儒家思想，对作为智慧加忠臣化身的诸葛亮形象作了一次严密的修正，将一切有碍于高大完整的笔墨都作了加工，使诸葛亮的性格更单纯化、理想化。诸如此类，毛本使一些主要人物形象的性格比之李本更加统一，更加单纯，因而也更加高大，更加类型化。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类类型化的典型也是美的。我丝毫没有贬低《三国》，贬低罗贯中或毛氏父子的意思在内。事实上，从罗贯中到毛宗岗，把三国人物塑造成类型化的典型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它不但受到作家世界观、艺术观的制约，他们必然会沿着这条道路去塑造诸葛亮等人物形象，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赞赏。历史已经证明：象诸葛亮、关羽、曹操这类成功的类型化的典型能给人以一种与个性化的典型所不同的单纯和谐的美，同样打动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读者的心，因而同样是千古不朽的。这也告诉人们：大千世界中美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对艺术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切忌用僵化的观点去强求一律。

毛本《三国演义》的功过得失，自会还有多种评说。但不管怎样，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曾经为提高《三国》的地位，扩大《三国》的影响，乃至为丰富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宝库，都有过相当的贡献。就是在今天，对读者欣赏和研究《三国》也不无帮助。毛氏父子生前，两代寒儒，穷途批书，人们曾因为“世人不识张司业”而为之感叹过：“空将万卷付嗟吁”，“天乎人也是耶非”[15]！如今，三百多年过去了，毛本的价值才真正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研究。假如毛氏父子地下有知，或许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乎人也是耶非！”

 

黄霖

1990年1月16日于上海闸北走马圹北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