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霖

 

梅曾亮（1786－1856）、管同（1780－1831）、方东树（1772－1851）、姚莹（1775－1852），是姚鼐门下四个“高第弟子”，人称“姚门四杰”[i]。他们主要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后，所以，“姚门四杰”也可视作近代桐城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他们四人，尽管也都高举“程朱义理”的旗号，但究其言行之实质，并不都与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相背。他们的应变、尚实、求新和爱国的精神，与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先进之士是息息相通的，在文学上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因此，我们应当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变化的一个时代。地主阶级中一批有识之士，面对着社会的危机、民族的灾难，纷纷开始面向现实，探求革新政治、强国御侮的途径和方法。于是，一股提倡经世致用，呼吁社会变革的思潮在社会上激荡起来。在这股潮流中，姚门四杰并没有旁观，更没有促退。他们攻击“汉学”主要是为了反对烦琐考证，脱离现实。他们标榜“宋学”并不崇尚空谈，闭门修性。他们真正重视的，乃是经世致用，以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

我们还是从四杰中以卫道者著名的方东树谈起吧。姚鼐曾说他“大用功心性之学”[ii]。特别是四十岁以后，他“不欲以诗文名世，研极精理，而最契朱子”[iii]，其所著《汉学商兑》等书，竭力维护宋代理学，俨然以程朱的继承者自居。他论文，的确强调先“务本”、积“道术”，认为“道思不深不能工文，经义不明不能工文，质性不仁不能工文”[iv]。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方东树标榜程朱，鼓吹义理，比其先辈还走得更远，在他的同辈乃至整个桐城派中显得特别突出。正因此，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当时“提倡腐烂理学的反动思想的人物”中“最典型的代表”[v]。但是，就是一些不满、否定方东树的汉学家们也早就看出其标榜的宋儒义理是块招牌。例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说方是“阳儒阴释”，章炳麟的《检论》也说东树“本以立辞为宗，横欲自附宋儒”。今天，我们假如能排除各种成见，如实地研究他一生的言行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生活在历史急剧变革关键时刻的知识分子，感受了时代的进步气息，并未空谈性命而闭门修养，而是在理论上、行动上都比较注意崇实尚用，应变救世，顺应了当时历史的进步潮流。

方东树有一篇《辨道论》，对其理解的儒家之“道”有这样一段解释：“君子之言为足以救乎时而已！苛其时之敝不在是，则君子不言。故同一言也，失其所以言之心，则言虽是而不足传矣。”又说：“人第供当时驱役不能为法后世，耻也；钻故纸著书作文冀传后世而不足膺世之用，亦耻也。必也才当用世，卓乎实能济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为天下后世法，古之君子未有不如此厉志力学者也。”方东树之“道”既然主要立足于“救时”、“济世”，以究兴衰成败治乱之理，故他在论及文章之“本”，强调古文“有物”之时，往往与“实”、“用”、“经济”、“功业”、“政事”等联系在一起，并不空谈其“道”或“理”。如《书惜抱先生墓志后》说：“夫唐以前无专为古文之学者，宋以前无专揭古文为号者。盖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在《姚石甫文集序》中论及文章之根本时，也首先强调“本之以经济以求其大”。再如《管叶溥求论古文书》一文，也突出了文章之“本”在于“经济德业”。其《与罗月川太守书》则明确地指明了“儒”的基本特点是将“道德”、“文章”、“政事”三者相互统一，并统一于“通于世务”的基础之上。总之，方东树不论在论“道”，还是在论“文”时，都强调经世致用，建功立业，以救时适变。宋儒鼓吹的一套义理气节，都被他涂上了当时时代的色彩而加以改造过了。因而，方东树标榜的程朱并不是真正的程朱，或者说，这个程朱仅仅是一埠块“横欲自附”的招牌而已。

方东树强调“立本”之要在适时尚用，也从其一些具体的批评中体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姚莹的评价上。在方东树的文集中，论及姚莹的地方最多。他之所以对姚莹特别钦佩，显然不只是由于同乡同学同派的缘故，而是由于姚莹一生最讲究“实”。他认为，“石甫平居以贾谊、王文成自比其学，体用兼备，不为空谈，故其文皆自抒心得，不假依傍。”“余观其义理之创获，如浮云过而觌星辰也”；“其铺陈治术，晓畅民俗，洞极人情得失，如衡之陈，鉴之设，幽室昏夜而悬烛照也。”[vi]总之，姚莹在当时确是个洞达世务、资兼文武的经世之才。他年轻时与龚自珍、魏源、汤鹏、张际亮等有志变革之士交好。后在林则徐等属下当地方官时，林则徐高度赞赏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并力荐于朝。特别在鸦片战争其间，正如方东树说的：“石甫任台澎道四年，召募义勇三万人，挫败　夷。　夷惮之，不敢近。故连年浙粤江南皆丧地失守而台湾独完”，[vii]建立了奇勋。姚莹平时论“道”，也即重在“囊括古今之识，胞与民物之量，博通乎经史子集以深其理，遍览乎名山大川以尽其状”[viii]，并要求“动关乎人心风俗之盛衰”。他特别强调“经济世务”，在《与吴岳卿书》中明确提出了读书作文“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这里，除了将乃师姚鼐所标榜的“义理、考据、文章”三者中的“考据”易成更实际、更广义、更适合于文学创作的“多闻”之外，还在第二位加上了一个“经济”，这就清楚地反映了姚莹的理论特点。方东树根据自己的一贯的理论，对姚莹这样一个人物作积极肯定，不是可以窥见他所标榜的“义理”的实质是什么吗？不是可以明白他与龚、魏等代表的历史方向并不相逆吗？

方东树崇尚实用，不是无根之谈。他自己就是一个并不一味空谈义理的尚实之士。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就说：“先生少补县学生，锐然有用世志，凡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曰：‘此安民之实用也，道德义理所以用此权衡也。’”然而，在封建社会里，用世之才并不是都有用世的机遇，现实给方东树安排的命运是：“久困不能自伸，家贫无以供菽水给衣食之奉，奔走求所入为养，二十余年颠沛失荡，所至辄穷忧，患疾病，日与死迫。羁旅异地，每遇良辰会节，瞻望家园，凶祥莫卜，中夜推枕起叹，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ix]他就是以游幕、教书的生涯结束了一生的。穷愁的生活使他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但没有窒息他的一颗用世之心。在他的文集中，还存有一些如《治河书》、《读禹贡》等用世之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有关“禁烟制夷”的文章，现在读来还虎虎有生气。事实证明，方东树关心时势，强调济世切用，至老而不衰，我们怎么能说他只是空陈封建义理，走着与龚、魏相反的历史道路呢？这样的一个有志于用世之士，怎么能不反对脱离现实的汉学末流“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叶本贵末”呢[x]？因而，我们认为方东树提倡程朱理学固然有迂旧的一面，但并不全说昏话。他针砭汉学家处，多切中其病；他强调救时致用之处，也值得重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高度评价其《汉学商兑》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并说他“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对抗，亦一种革命事业”，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方、姚如此，梅、管如何呢？一般说来，梅曾亮与管同，在理论上并没有象方东树那样大力鼓吹程朱，在实践上也没有象姚莹那样建立卓越的功勋，但他们四人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在这里，管同虽有才而死得早，我们不妨着重看一看梅曾亮吧。

首先，梅曾亮讲义理，也旨在反对烦琐的考证。其《春秋溯志序》就认为当前强调义理就是在考证之风弥漫天下之时的一种“雄俊特出不惑于流俗”的举动，就是要反对那种“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的不良风气。这种观点，也正是方东树著作《汉学商兑》的基本目的。

其次，梅曾亮讲义理，重在关心兴亡治乱，并不真正崇理学。梅曾亮实际上只是一个文人，既不长于考据，也不潜心性理，这正如他在《答吴子叙书》中说的：“向于性理微妙未尝窥涉，稍知者独文字耳。”因而，他有时对“考证性命之学”都表示出一种鄙夷不屑的态度，认为它们徒使“学者日靡刃于离析破碎之域，而忘其为兴亡治乱之要最”。[xi]

他还这样说：“窃以为读古人书，求其为吾益者而已。……人心世道存而不毁者自有在焉，虽朱、陆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异，犹未足为其轻重也。”[xii]由此可见，梅曾亮视考证与性命之两途，程朱与陆王之异趣，都无足轻重，关键是求对当时治国有用之学。在这里，显然有公开菲薄探究程朱之意。这与方苞、姚鼐，乃对方东树等大力号召服习宋儒理学，是有区别的。

同时，梅曾亮讲义理，也不尚空谈而重实际。面对着当时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局势，他曾较早地呼吁变革。朱琦《柏枧山房文集书后》评梅曾亮曰：“先生性简淡，若无与于世者，至其剽剥古今利病，察微虑远，事若逆睹。”如其《民论》、《上汪尚书书》等，虽然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深忧“奸民”之生乱，但从中可见，他已敏锐地嗅到了社会的危机。在《覆上汪尚书书》中，更明确地表示他提出改革政治的立言原则是“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言”。他认为，有时“言有托于经而甚尊，出于口而无弊，予人主以易缘饰之事，可受之名”，但实质上是“无益于人国”。梅曾亮能如此认识时势，主张通变，与管同的思想也有密切关系。管同是梅曾亮的同乡同学，两人相交最挚。梅曾亮自称“余自信不如信异之，深得一言为数日忧喜”[xiii]，可见管同对他影响之大。管同论时度势之深切，可见于《拟言风俗书》、《拟等积贮书》等文中。其《拟言风俗书》云：“天下风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矫之，此三代两汉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矫之，此秦人魏晋梁陈俗之所以日颓也。而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接着，他列举了当时风俗之弊，分析了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如言“朝廷近年大臣无权而率以畏软，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其身”，就与当时龚自珍在《甲丙之际箸议》、《明良论》中所论何其相似！文章最后，管同就强调“当今之首务”为“举而变之，事易而功倍矣”！因此，梅曾亮关心现实，重视通变，决不是偶然的。他受到了时代风气的熏染，也受到了管同等师友的影响。

 

二

这一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四杰”在近代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表现如何。

我们仍从方东树说起。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方东树被请在广州修《粤海关志》。他眼看着鸦片之毒蔓延天下而深以为忧，清醒地认识到“彼外夷之以此愚毒中国也，非独岁糜中国金钱数十百万而已也，其势将使中国人类日就澌灭也。此天地之大变也，自生民以来其祸之柔且烈未有若此者也。”所以，他一方面作《劝戒食鸦片文》，“痛切陈谕，庶彼忠告”，力劝食烟者戒烟，另一方面撰《化民正俗对》，建议“欲令鸦片之害求绝，则莫治严治食者；严治食者，则莫治先治士大夫在上之人”。同时，他力劝制军邓廷桢擒杀“桀傲不受约”的义律“以绝祸本[xiv]。但是，昏瞆腐败、矛盾重重的统治集团并不敢采纳他的意见。鸦片战争爆发后，东南一带，丧师失地，方东树痛心切齿，泣涕如雨，作《病榻罪言》论制夷之策。此文从战略大计到具体措施，从发动民众到收服汉奸，既作历史的考察，又提切实的建议，洋洋万言，激荡着救国的热情。管同死得比较早，还没有赶得上鸦片战争，但在他的集子里也留下了《禁用洋货议》一文。此文看法虽有片面之处，但其出发点在于担忧”伤民财而病中华“，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至于梅曾亮，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写的《王刚节公家传》、《正气阁记》，就是赞美鸦片战争中的反侵略英雄的。其他如《送韩珠船序》、《徐柳臣五十寿序》等文中涉及鸦片祸患、英人侵略时，都反映了他的爱国精神。当然，梅曾亮、管同、方东树三人之所论，一般还只是发发书生意气而已。他们并没有能参加实际斗争而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之不同的是姚莹，他在鸦片战争中干出了一番可歌可泣的事业，作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批最杰出的反侵略英雄而载入了史册。

姚莹在鸦片战争发生时，正在台湾道任内。“丈夫念国恩，富贵何足拟。裹甲赴战场，全身以为耻。”[xv]他临危不惧，坚决抗战。当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二年英舰多次侵犯台湾时，姚莹就团结军民，指挥得当，结果“夷五犯台湾，不得一利：两击走，一潜遁，两破其舟，擒其众而斩之。”[xvi]在我国近代反侵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因此，说他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地位仅次于林则徐是一点也不夸大的。

姚莹抗英守土有功，结果竟被投降派诬陷下狱。后贬谪四川，再罚入藏，身处逆境，犹不怕“触讳”，“喋血饮恨”，发愤著书，将几十年搜集的有关世界各国的资料，同充分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实际调查所得结合起来，写下了《康輶纪行》等书，详细地介绍了西藏以及英、法、俄、印度、廓尔喀（尼泊尔）、哲梦雄（锡金）等有关地理，历史等情况，绘制了世界的和中国西南边疆的地图，敏锐地指出了“中国西边”的威胁。“不逢盘根艰难日，谁惜人才与众殊”[xvii]。姚莹在如此艰难困苦的逆境中尤至力于研究西方，研究边疆，“徐筹制夷之策”，无疑是他的爱国精神的又一重要表现。近代从林则徐、魏源、姚莹始，一切要求救国、维新的先进人士，都重视开眼看世界，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以图改造腐朽的中国，恢弘民族的威势。当时的中国，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说的那样：“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姚莹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的刺激之下，较早地惊醒了“天朝大国”的美梦，能比较实事求是地认清世界的大势，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有识之举，是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的。在“姚门四杰”中，方东树也有类似的见识，如他晚年读到《海国图志》这一部代表时代潮流的著作时，即写信给作者魏源说：

……兹八月日于叶君处得示大著《海国图志》两函耳。此书名已久，迟而未见，急拭昏眸，悉心展读，甫尽卷首四条，不禁五体投地，拍案倾倒，以为此真良才济时切用要著，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迂儒影响耳食空谈也。

姚莹以及方东树他们的这种精神，对以后的桐城派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他们晚一辈的曾国藩姑且不论，其他如郭嵩焘、薛福成、吴汝纶、严复、林纾等，都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里，比同时代的一般文人更注意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并在实际上对中西文化、科学和思想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后来者相比，固然显得浅陋幼雅，或者片面失当，甚至还要受骗上当，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分析的话，近代桐城文人中的代表人物实在并不是死守家法，顽固不化的，也不是能用“洋务派”、“殖民化”等标签简单否定的。恰恰相反，在近代中国学西方，求新变的进步潮流中，他们的主流是积极向前的，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三

“姚门四杰”所理解和实践的“义理”如上所述，那么其论文如何呢？是否在文学观点上真是提不出什么新鲜的见解，只是沿袭三祖，死守家法，重弹老调呢？事实并不如此。管同在《与友人论文书》中提出的“与其偏于阴也，则无宁偏于阳”，“舍刚大而言养气，不可以为养气”等观点，就突破了姚鼐的“阴阳刚柔”之说，很有见地。但他毕竟过早死去，论文较少，故暂且不论。下面，我们就姚莹之贵“沉郁”，梅曾亮之论“真”，方东树之论“法”，各拈一说，以窥他们的论文趋向。

重视“经济世务”的姚莹论文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突破了桐城清澄雅正的家法，提倡发愤著书，强调“文贵沉郁顿挫”。他在《答张亨甫书》中就详细地论述了文章“不穷不奇，不奇不可以大而久”的观点。这篇文章列举了孔子、老子、庄子、屈原、贾谊、司马迁、曹植、李白、杜甫、韩愈等不同文体的优秀之作，认为它们都可称之为“奇”，然后说：

是奇也，大抵有所为而后发。有所为非困顿沉郁、势极情至而不可已，则发之也浅，其成之也不可以大而久。……非困穷忧患，则圣人之遇不奇；非绝无仅有，则宇宙之奇不泄。诸子亦各以其穷为其奇而不朽。盖从古无安常处顺坐致富贵而能奇者，斯其与草木同腐耳。

司马迁的“怨愤不平”更有深切的了解[xviii]，故在《康輶纪行》中明确地提倡“文章妙处，全是沉郁顿挫四字”，并指出，古代大作家之所以能为“沉郁顿挫”的不朽之文，不仅与他们平时为人关心世务、博古通今有关，而且与他们“又身历困穷险阻惊奇之境”密切联系。换言之，作家只有身历困穷险阻惊奇之境，才能写出沉郁顿挫的不朽之文。姚莹的这些观点，在方、梅那里也有共鸣。方东树《复姚君书》就强调在“饥寒困迫、颠沛失荡”之中，独将其“素所蓄积，发为文章”。梅曾亮曾说：“郁结复郁结，何以舒我情”[xix]。在《蒋松士诗序》中也主张“所抑遇不出之口者，悉移而注之于诗，其身世骨肉之遭遇言之累欷而不可尽者，诗则尽抉发之以为快。”不但如此，姚莹所论的“沉困阨寒”的遭遇和“沉郁顿挫”的风格，在他的好友龚自珍、魏源、汤鹏、张际亮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他们都是有思想、有才能而“感慨抑郁，诗多悲愤沉痛之气”[xx]。在理论上，他们也都有所表述。龚自珍就提出了“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的主张[xxi]，魏源所赞赏的也是“诗人之境，类多萧瑟嵯峨，而《三百篇》皆仁贤发愤之所作”[xxii]。汤鹏曾高歌：“马迁亦发愤，文采高腾骞。”“拔剑一峥嵘，其气凌青天。穷愁鞭古心，乃得千天年”[xxiii]。张际亮在《答潘彦辅书》中，详细地论述了“自古不得志之士”为其“牢愁抑塞”所激，发为诗歌就如“河之阻而遇冲风暴风，掀波逆浪”，气势不凡。于此可见，姚莹强调的“不穷不奇”，不仅仅是一般地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和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传统理论，而实际上也是反映了当时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些关心社会现实，重视经世致用的有志之士的共同意向。他所提倡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也是总结了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一批志士创作的共同特点。显然，他的这些主张突破了桐城前辈而值得我们重视。

在“姚门四杰”中，自称“稍知者独文学”的梅曾亮最短于考证和少谈义理，而最乐意自居于文士之列，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他提出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一、“乐乎心”，有美感愉悦作用；二、“得其真”，具有文学的真实性。“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我国古代文论从来就是十分重视真实性的。但是，梅曾亮论“真”自有其见地。首先他真正从文学意义上明确地、突出地把“真”当作主要的批评标准。其《黄香铁诗序》中充分地论述了“物之可好于天下者，莫如真也”，认为“真”乃是使作品称得上“好”的首要条件。在《杂说》中，他还有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真”的价值：尧之眉，舜之目，仲尼邱山之首，合以为土偶，则不如邃篨戚施，伪与真也。这就是说，再美好的形象失却了真实就不如丑。真，无疑是梅曾亮论文的重心所在。那么，何以谓“真”呢？梅曾亮在《杂说》中认为，“真”的根本标志是“肖乎我”，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其《太乙舟山房文集序》也云：

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人有缓急刚柔之性，而其文有阴阳动静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犹裘葛冰炭也，极其所长，而皆见其短。使一物而兼众物之长，则名与味乖；而饰其短，则长不可以复见：皆失其真者也。失其真，则人虽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真，虽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刚柔缓急，见于言语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盖文之真伪，其轻重于人也，固如此。

这里说得很清楚，“文之真者”，即能“见其文而知其人”，从“文有阴阳动静之殊”中，看到“人有缓急刚柔之性”，看到独特的风貌和鲜明的个性。梅曾亮在这篇文章中还说，此集的作者陈用光尽管师事姚鼐，但文章与姚氏并不相同。不但如此，方、刘、姚、陈“其文亦皆较然不同”，呈现了不同的个性。这种不同的个性，也是体现了“真”之所在：“其异也，乃其所以为真欤”！总之，梅曾亮把“真”归结为有个性，“肖乎我”，这是很有见地的。在中外文论史上，人们在讨论艺术之真时，较多的是着眼在作品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上，只是个别人注意从作家个性、特定感情与被反映的事物相互交融的角度上去考虑艺术中的真实性，至于象梅曾亮这样说得较为透彻的，实在是不多见的。

在认清“真”的根本标志是“肖乎我”的基础上，梅曾亮又探讨了何以求得“真”的问题。这在《朱尚斋诗集序》、《杂说》、《吴笏庵诗集序》中，都接触了这个问题，特别是《黄香铁诗序》所说的“适乎境而不夸，称乎情而不歉，审乎才而不剽窃”，就很有概括意义。在他看来，文学作品要达到“真”，首先要“适乎境”，准确地把握和反映客观的事物和情况。作家描写的客观对象是各色各样的，而且是变化多端的，所谓“人之境百不同也”。不同的境当然要作不同的描写，而且必将引起作者不同的情感，因此作者必须要“感于物”，才可能言“真”。同时，由于客观事物往往因时而异，因此作者要“适乎境”就“莫大乎因时”[xxiv]。“因时”、“感物”、“适境”这些梅曾亮文论中常用的词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上来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必须立足在具体的环境之中，准确地反映客观世界。

然而，仅仅“适乎境”还不能真正取得艺术的“真”。正如梅曾亮说的，文学作品是“乘兴而言，尽意而止。犹夫鸟兽叫音，情竭者不复怀其响；大块噫气，怒郁者不能收其声”[xxv]，渗透着作家的个性和情感，而不是复制生活的历史纪录和科学描述。因而文学艺术的真就离不开“称乎情”。特别是在境同的情况下，“情真”就成了区别艺术风格，呈现艺术真实的关键性问题，梅曾亮在《黄香铁诗序》中说“境同而性情不同，则其诗舍境而从心”，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强调了“称情”的重要性。在《吴笏庵诗集序》中，他也说：“吾一人之性也，情也，使的然呈露于文字声律之间，而人皆以为境如是、情如是者，千万人而不得一也”。“称乎情”的确是使作品真实的灵魂。总之，梅曾亮汲取了前人有关“情境交融”等“意境”说的理论，认为文学艺术的真实性主要来自“适乎境”和“称乎情”，要“逼肖其情与物之真而忽然得之”[xxvi]。他的《李芝龄先生诗集后跋》可以说是对这两个问题的最明确的小结：

空有善积者，人之情也；习而善变者，物之态也。积者日故，变者日新，新故环生，不得须臾平，而激而成声，动而成文，故无我不足以见诗，无物亦不足以见诗，物与我相遭而诗出于其间也。今以吾一人之身，俄而廊庙，俄而山水，俄而斋居，俄而觞咏，将拘拘然类以居之，派以别之，取古人之所长而分拟之，是知有物而不知有我也。君昧昧焉不揣其色，不别其声而好为大，曰不则其境隘好为庄，不则其休俳好为悲，不则其情荡，是知有我而不知有物也。知有物而不知有我，则前乎吾后乎吾者皆可以为吾之诗，而吾如未尝有一诗。知有我而不知有物，则道不肖乎形，机不应乎心，日与万物游而未尝识其情状焉，谓千万诗如一诗可也。然则，诗恶乎工？曰：肖乎吾之性情而已矣，当乎物之情状而已矣！审其音，玩其辞，晓然为吾之诗，为吾与是物之诗，而诗之真者得矣！

这是一篇难得的有关文学真实性的论文。它集中而明晰地论述了“诗之真者”得于“物与我相遭”，境与情统一。梅曾亮始终紧紧地围绕着“适乎境”与“称乎情”来讨论文学的真实性，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是，文章最后能达到“真”的境地，也离不开作家的表现才能。对此，梅曾亮也有所顾及，提出了“审乎才”的问题。他认为，“才不能尽其意，诎然而止者”[xxvii]，也无能抒情状物，诗就“不能得其人”。只有“才足以穷其趣”，才能应付自如，使诗文“肖乎吾之性情”，“当乎物之情状”[xxviii]。这样看来，梅曾亮在探讨文学艺术如何取得“真”的问题上，认识是比较全面周到的。他既着重阐述了“适乎境”，“称乎情”的问题，又注意了“审乎才”的问题。事实也正是这样，作家只有准确的反映客观的现实，充分地表现主观的性情，并有才能将这两者和谐的统一，恰当地展现，才能使作品通向艺术之真的大殿。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梅曾亮对于“真”的论述是相当显眼的。

至于方东树的诗论专著《昭昧詹言》，自有不少精义，已经被人们所注意。但是他的文法之论，还不被人们充分重视，且容易给人以照搬桐城三祖陈说的印象，故有必要在这里稍加说明。其《切问斋文钞书后》云：“夫有物则有用，有序则有法；有用尚矣，而法不可偕。”今综观他所理解的古文之法，实际上是偏重于古文的写作技法。当时，对于古文之法的批评与总结，主要表现在一些评点之中，象刘大櫆《论文偶记》一类著作是极少的。评点，本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形式。宋明以来，古文家在评点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酮城文人所崇拜的归有光，也曾将《史记》等加以五色圈点，从中揭示了所谓“全篇结构”、“逐段精彩”、“意度波澜”等“治文之方”。因而，方东树对于这类著作非常重视，认为它们可以使“传法不废”，“不如是不足以明也”[xxix]。他针对有人片面地否定评点之学，否定总结古文技法，在《书归震川史记圈点评例后》针锋相对地指出：古文有法，识精者能识其法，且有必要总结这些法，而圈点抹识正是总结古文之法的一种有效的“日新之物”，应该予以珍视，以求得文章的真传。他的观点，对于简单地否定我国古代颇有特色的评点之学，否定探讨文章技法，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但是，治古文毕竟并非揣摩、掌握一些成法所能了事，还必须有作家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方东树在《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中就指出：“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要“善因善创”，在学习古人的成法和精神时，“惧其似也，而力避之”，做到“无一字不自己出。”因此，“文章之难非得之难，为之实难”。他于此以水以喻，说明江河中所流之古水、今水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比之文章古今之文尽管面目各异，但气脉相同，为文之方无费同。正因为古今为文之方无费同，所以有师古之必要。但古今相续，时势推移，各个时代的作家“道术不同，出处不同论议本末不同，所纪职官名物时事情状不同，乃至取用辞字句格文质不同”，所以不能袭其貌。他认为，假如“徒剽袭乎陈言，渔猎乎他人”，那只是“假他人之衣冠笑貌以为之”，就丝毫没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其结果只能是“将见子不复识其父，弟不可辨其兄，群相怪惑，无能求审此人而目之真，而已安在哉！”因此他又说，“为文之难非合之难，而离之难”，即为文之难难在独创，而不在蹈袭古之成法。由此可见，方东树在论文之法时，既强调学习、总结“古文传统”、“为文之方”，但又重视“善因善创”，不被成法所拘。他的这些见解，也发展了酮城三祖的理论，对以后的桐城古文家进一步探讨古文技法，总结创作的经验是有所推动的。

综上所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姚门四杰”，作为姚鼐的“高第弟子”，他们师承了桐城三祖的“义法”之说，也喜欢鼓吹桐城的道统、文统，俨然以桐城派的嫡传自居。但是，急剧变化的时代教育了他们。各自独特的经历、交游和思想，使他们对先辈的理论有不同的理解和发挥。我们应该从某种偏见中解放出来，挑开他们所披的桐城派的面纱，去努力认清其真面目。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们以及整个近代桐城派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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