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 旦 大 学    黄 霖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全面复苏，并走向繁荣。在这大气候下，明代文学的研究也不例外。约略而言，这一时期的明代文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明代文学各文体、各时段以及通史的研究均有不同程度进展，但以文体而言，白话小说的研究仍遥遥领先：以时段而论，晚明文学的研究则相对集中。

例如我们先把文体粗略地分成诗文、戏曲、小说三大块的话，诗文研究在这二十年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就以我们学校而言，先后有陈建华的《十四至十七中国江浙地区文学与社会生活》、郑利华的《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生活》、马美信的《晚明文学初探》、吴兆路的《中国性灵文学思想研究等专著问世。其他如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与《唐宋派与阳明心学》、饶龙隼的《明代隆庆、万历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夏咸淳的《晚明士风与文学》、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周明初的《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黄卓越的《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左东岭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与《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等等，都有不同的成绩（在这些专著中，有的虽然涉及的面比较广，但还是以论述诗文为主）。回顾本世纪的前八十年中，尽管曾经出版过颇为份量的《明文学史》（宋佩韦）、《明代文学》（钱基博），但似乎还没有出现过其他有关明代诗文研究的专著。因此，这二十年中关于明代诗文的研究与以往相比，可以说是空前的了，足以说明学术界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和热情。

相比之下，戏曲的研究就相对落莫。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还稍有一点热闹。当时，先后出版了董每戡的《说剧》、钱南扬的《戏文概论》、任半塘的《唐戏弄》、严敦易的《元明清戏曲论集》、王季思的《玉轮轩曲论》等论著和张庚、郭汉城、周贻白等先生的戏曲史著作。但这些著作多数是旧稿的整理，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的产物。步入九十年代以后，尽管有一批新的博士、硕士加入了古代戏曲研究的队伍，但并未改观明代戏曲的研究状况，甚至更显沉寂。今综观八、九十年代的明代戏曲研究，尽管出了不少较为轻松的中国戏曲史及史话著作，但有份量的研究专著毕竟太少，除了有关《琵琶记》、徐渭及汤显祖的研究各有一、二种专著之外，其他均付阙如。这与诗文的研究相比，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与此相反，小说的研究却显得蓬蓬勃勃。“四大奇书”仍然是研究的热点。特别是长期被禁锢的《金瓶梅》一旦被开放，使研究者们、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们对它的考证与解读趋之若骛。据不完全的统计，二十年中有关《金瓶梅》的专著不下三十种，其数量恐怕超过了明代其他文学研究著作的总和。当然，这些著作良莠不齐，但总体上说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的。除《金瓶梅》及《三国》、《水浒》、《西游》与“三言”、“二拍”外，其他二、三流的作家作品几乎都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对于文言小说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先生的兴趣，出现了若干专著，特别是台湾陈益源先生连续抛出的《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从〈娇红记〉到〈红楼梦〉》、《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等，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但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相比，还是相对薄弱的。

至于从时段来看，相对集中在晚明也是十分清楚的。对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的研究，基本上就是晚明文学的研究。剧作家徐渭、汤显祖等，也生活在明代后期。至于上文开列的一批诗文研究著作，重心在晚明也显而易见。可以说，晚明文学的研究不但是近二十年来明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这样的研究态势，显然与本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期形成的重视俗文学，重视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对接的文学观、学术观有关。于是有的先生呼吁要“走出‘五四’”。但我觉得不妨且慢。自从焦循提出文学发展“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易馀籥录》卷十五），到人们普遍承认“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这恐怕还是与文学本身发展与人们对于文学认识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五四”时期有的看法不无偏颇，但大的方向是向前的。我们的文学观与对文学的研究需要的是前进，而不是将纠偏变成倒退。作为研究，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框框，应该将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但文学本身发展的事实，将决定了在下一个世纪乃至更长的时期内，人们将还难以逾越重晚明、重小说的格局。

在诗文方面，我们学校在章恒教授主持下，正在进行《全明诗》的编集、整理工作。与此相应的，吴格教授在负责《全明文》的编纂工作。这两项工程都规模浩大，恐怕一批人坐十年、廿年冷板凳还难以完成。在章先生的指导下，他的高足陆续编出了一批明人年谱，合称为《新编明人年谱丛刊》。有价值的明人别集，近年来陆续整理出版了不少，如《袁宏道集笺校》、《冯梦龙全集》、《金圣叹全集》等等。

上述徐渭、沈璟、汤显祖的集子中，当然包括了不少戏曲的作品，但近二十年中关于明代其他曲本的整理并不很多，倒是在曲家考订、曲目提要等方面出了不少力作。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李修生主编的《古本戏曲剧目提要》、郭英德的《明清传奇综录》、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戏曲家传略》、邓长风的《明清戏曲家考略》、《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等，都很见功夫。此外，象齐森华等主编的《中国曲学大辞典》等，也给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便。

至于小说方面，出版的各种名目的“校点”本多如牛毛，泥沙俱下，但有几个重大工程是值得称道的。继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起，到1995年止，影印了一套大型的《古本小说集成》，收集了宋、元、明、清小说四百馀种。它们中有不少是善本、珍本及孤本。此外，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于1983年重新影印了二十年代上海书局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包罗了自晋至清笔记小说二百馀种。排印本中，专与明代有关的，如巴蜀书社的《明代小说辑刊》、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明末清初小说选刊》都较有影响。这几套大型丛书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明代小说研究的进展。在书目提要方面，《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等，都具有一种集大成的气派。至于有关小说作者、版本、成书年代等方面的考证，尽管如章培恒先生的《献疑集》那样收辑成集的不多，但散见的论文极为丰富，讨论得十分活跃，为以往的小说研究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

从二、三十年代起，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主要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民性”。“文革”结束，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被一些人视作极左的理论彻底抛弃，代之而起的是人性论的高扬。明代，特别是晚明，本来就是一个被人普遍认为是人性思潮高涨的时代。于是乎，在近二十的年的明代文学的研究中，比起其他时期的研究更为突出地以人性论为理论核心。以此为核心，在思想上突出王学与狂禅，在经济上强调商业的繁荣。在这两大基点之上，研究明代文学不论是论文人的“心态”还是“士风”，论创作的“形态”还是“转变”，“情”与“欲”、“世俗”与“个性”等等，就往往成为这些论著中的关键词。只要随便翻开目录，就会发现“物欲的肯定”、“个性的张扬”、“世俗化行乐主题”、“商人形象与尚利精神的文学表现”、“讲美食”、“好女色”、“纵欲：肉体的解脱”、“参禅：精神的解脱”、“山水与玩：身心俱适”……，就是当今这些论著中的共同的主要的论题。明代文学、特别是晚明文学的研究几乎成了人性论的研究；晚明文学似乎就是人性论的形象图解。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重视“知人论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讲究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都与“社会—历史批评”息息相通。由于文革前的文学研究在政治的钳制下，往往使“社会—历史批评”变得简单、机械、生硬与粗暴，沦为某种政治口号的陪嫁女。拨乱反正以后，人们在厌倦、乃至厌恶这种批评方法之馀，往往动辄将它与“庸俗”、“简单“联系在一起而加以诟病。八十年代起，伴随着整个学界的“新方法热”，人们在强调“文本”研究、“主体”研究、“接受”研究的同时，纷纷将系统论研究法、心理学研究法、原型批评法、结构主义研究法、符号学研究法、新批评研究法、形式主义研究法、女权主义研究法等引进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中来。这在明代文学研究中也反映得相当突出。这里不防开列一些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略见一斑，如胡天成的《从格式塔心理学看徐渭〈四声猿〉奇气异力的美学特征》、骆冬青的《徘徊在草野与庙堂之间：古代小说流变的心理学阐释》、王彪的《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述功能及审美评价》、刘勇强的《〈金瓶梅〉文本与接受分析》等等。这类文章使明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确实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气象。有的问题由于运用了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来加以阐释而显得更为清楚而贴切。

总之，近二十年中的明代文学研究是有成绩的，但不可避免地也有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觉得是两个：一是作风上浮躁，二是认识上片面。

作风上浮躁主要是由于急功近利所致。近二十年来，在商业经济和重利轻义的流风影响下，真正意义上的、有份量的成果相对还显得少了一点。在文献工作方面，有的将伪材料、或真伪不明的史料视为至宝；或据孤证便草率作出定论，捕风捉影；甚至伪造史料，哗众取宠；结果考证文章满天飞，但真正解决问题的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并不太多。在理论分析方面，大多的评论性文章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概念、术语和思想，只是炒人家的现成理论，将文本嵌入框架加以演绎。新词满篇，只是把古代的文学变成了理论转买者的试验室。中国古代文学在诸多理论视角的观照下，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尽管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总的说来，能认真地、全面地沉下去作仔细研究的毕竟不是太多。

与作风上的问题相比，认识上、思维上、方法上的问题比较复杂，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可能更大，因此这里想多讲几句，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讨论、批评。

现在一提起“阶级论”，有的人恐怕马上与“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残酷打击”、“血腥镇压”等等联系起来，像躲避瘟疫那样唯恐避之不及，因此，现在不要说古典文学的论文，就是在共产党宣传部门的文件中，恐怕也看不到这样的字眼，看不到曾经风行几十年的“阶级与阶级分析”的方法，代之而起的是铺天盖地的“人性论”。“人性论”之所以高扬，这是由于长期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人的欲望。人的个性受到压抑的反弹，也是中国传统的、特别是五四时期强调人本思想的继续。有人曾经将五四文学革命的要点概括成二点，即“人的文学”与“活的文学”。“活的文学”主要是指文学怎样去表现，而“人的文学”是指文学要表现什么的问题。文学要表现人，实际上不仅仅是文学要把人真正当人来写，去表现人所应有的感情、欲望和追求，而更深层次的、更重要内涵是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最根本的追求，即人就要像人一样，即顺从人的本性去生活，去追求，云去爱和去恨。这种思想引伸到文学研究领域，就必然注重从文学与人性的联系中去考察文学的发展过程。近二十年来不少研究明代文学的论著，就在这方面作了努力，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则是用“人性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最系统、最权威的代表。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经有目共睹。

但是，“人性”是什么？章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的长篇《导论》中，根据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神圣家族》等著作的精神，说，“他（即马克思）是把要求满足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作为人类的本性的“。具体说来，诸如吃、喝、爱、学习、运动、文娱活动、艺术创造、思考、研究理论等等都是人类的需要。此外，章先生指出，如享乐、显露生命力、情欲、尤其是人对自我的重视，都是马克思特别注意的人类的本性。而后面这几点，正是近二十年来明代文学、特别是晚明文学研究中的兴奋点，绝大多数论著都是围着这个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次大解放、大转型，其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作为人类的本性。从“满足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来看，其内涵是无限丰富的。不过，人的生活和需要中最基本的是：一生存；二平等（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然后才谈得上享受和个性的自由等等。可惜的是，自古至今，人类在多数地方、多数时间内常常是处于一种有等级的、不平等的社会里，总是少数人可以自由地享受，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甚至在生存的边缘挣扎。这就有了“民本”思想，有了“均贫富”的口号，有了“阶级论”，有了无数的反映社会不平等和希望能平等地享受人生的文学作品。因此，在人类尚未普遍平等的社会里，人的阶级性，或者说阶层性、等级性、不平性，正是人类最基本的本性之一。我们讲人性就无法回避人在生存方面最基本的不平性。也正因此，前几十年之所以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阶级论”能风行天下，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研究者并非都是白痴、愚民，或说违心话。它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我们再面对现实。人们在抛弃“阶级论”而高扬“人性论”的道路上走了这一阵子后，一些人越来越将“人性”狭隘化，往往只是谈享乐，谈个性，甚至吸谈男女情欲，而把社会的秩序、人类的统统置于脑后。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空中楼阁，它的研究思想往往来自现实，又反过来对现实产生影响晚明那样一个放荡的时代，本来就有许多令人深思之处，值得不值得心向往之？而当今的青年中，有相当一些人，理想缺失、前途迷茫，或者见钱眼开，逐色疯狂。最近有一批“另类作家”的“热”就很能说明问题。用一篇评论的语言来概括这类作品所反映的青年是：“如梦的成长、躁动的情欲、恣情的玩乐、无厌的滥情、白领丽人、颓废者、边缘人、舞厅、酒吧、歌厅、灯红酒绿、醉生梦死、风月无边、浅唱低吟。这就是她们全部的生活。暧昧而含混的叙述犹如梦呓，散发着糜烂、奢侈气息的文本更像被抖露的私人日记。”这样的一类连作家自己也都认为“我的书不可能也不应该畅销（棉棉语）的作品，居然会引得一些批评家炒作的浓厚兴趣，诱得一批红男绿女围着转。这样的现象该不该像反思晚明时代一样值得我们深思？

现实的另一面是，随着“大锅饭”的砸破，下岗及暴发户的队伍两头膨胀，贫富的悬殊，地位的高低，越来越拉大了差距。人并不生活在一个水平线上，一股不平之气不可避免地要在心中升腾。人性中的追求平等及与此相伴的等级感也必然随之而来。渲泄或慰藉人性中的这种欲望与情感，将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人类去追求正义、憧憬理想、建设文明，以及相互间的爱！

因此，当“阶级论”被抛弃了一阵子之后，面对现实，静言思之，我希望研究界能正视“阶级论”，不要再将它与“人性论”真正作为“人性论”中的一部分，去研究、解读明代文学及所有古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遭到了另一类人的压迫、践踏后的感情、呼喊和追求。这样，“阶级论”经过一番“否定”之后的重新“肯定，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或许能使我们对于“人性论”的理解更为全面，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更为宽广。

二、“社会－历史批评”与各种“新方法”。

从方法论讲，三十年前最流行的莫过于“社会－历史批评”；而近二十年来，遭到非议最多的也莫过于“社会－历史批评”。在一些青人的文章中，“社会－历史批评”几乎就成了“简单”与“庸俗”的同名词，与此同时，则拚命强调与所谓“外学”绝缘的“文本”研究，以及引进一些“新方法”来企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廉价“转型”。

其实，“社会－历史批评”是不能抛弃也抛弃不掉的。孟夫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自此之后，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往往与论人与论世相结合起来，以致产生了诸如正史文苑传、文集编年笺注、本事诗、年谱等特殊的论著体裁。自宋代称杜甫为“诗史”之后，“诗”“史”互证之法更为流行。至晚明，一些批评家论人时，更为注意其个人的志趣、性情、习惯等个体特征，论世时能超越军国大事而转向民间世俗。“知人论世”，越来越细，越来越活。从广义来说，这似都可归入“社会－历史批评”。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社会－历史批评”又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得到迅猛的发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今天，我们假如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应该说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产生了不少好的文章。比如，就《金瓶梅》研究来说，三十年代初问世的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与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到今天还是具有经典的意义。六十年代出版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及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是几十年间主要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来研究的成果的小结，代表了当时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当然，在今天看来，我们感到不能满足，这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觉得用这样的方法来分析，有的工作本身就做得较粗糙，不深入、不正确，假如将此与文本的分析联系起来的话，有时就显得较简单、生硬　、机械；二是由于一法独尊而百法皆沉，这就使“社会－历史批评”缺乏了许多应有的中介而丧失了它的活力。这类问题之所以产生，有的是由于当时理论和认识上的偏狭所造成的，而更主要的还是功夫不到家的问题，而绝对不是方法本身的问题。恰恰相反，“知人论世”，对于作家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将永远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或者说，到目前为止，“新方法”尽管层出不穷，但“社会－历史批评”恐怕还是一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文本”研究离不开它，“主体”、“接受”、“传播”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它。因此，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不是去抛弃“社会－历史批评”，而是要发展和更新“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要发展和更新“社会－历史批评”，其关键性的措施之一，就是要积极引进新的方法，把它们作为某种中介，去促进和加强社会、历史与作家、文本、读者之间的联系，使得各个环节之间紧密相扣，分析得合情合理。这在近几年中也有不少成功的例证。比如，关于《金瓶梅》中李瓶儿这个人物，过去用机械的反映论来看问题，觉得这个人物前后的性格矛盾：前面对花子虚是那样心狠手辣；而后面在西门家里却变得如此温和善良。如今，引进了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学来分析，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不少论著喜欢分析作家与文论家的“心态”，取得了不少成绩。这就是“社会－历史批评”与心理分析相结合后，在作家与作品之间找到了一个“中介”，既使心理学的研究有坚实的基础，又使“社会－历史批评”显出了活力。当然，在目下形形色色的新方法中，有的本身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比较接近，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后现代文艺学、新历史主义等等，有的能与“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互补，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有相对的独立性，如形式主义批评、符号学等等是不容易与“社会－历史批评”结合互补的，这也不能勉强。它们也有它们存在的合理性。用这些方法，有时也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启迪，有时则能较好地解读和分析我们的古代文学，例如目前较为广泛地用叙事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小说，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的。只是我们在引进和运用时，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文化背景和个性特点，用他之长来补己之短，而不是用他人之框框来硬套中国古代的文学，更不能抱着一种怕下功夫、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心理去为新而新，去盲目地弃旧。

三、“个人性研究”与“社会性研究”的问题。

研究古代文学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搞清古代文学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本来面貌，还原于历史？还是发掘作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历史真谛及其当代意义，去满足当代人的精神需要，丰富当代人的审美生活，服务于当前社会？要坚持科学的原则，还要不要兼顾实用的原则？是以个人的目的为主，还是以社会的目的为主？这也是回顾近年来明代文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时最困惑人的一个问题。

学术研究具有两重性：科学性与当代性，个人性与社会性。科学性要求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首先在于弄清被研究的对象的真实面目，而绝不是让事实迁就我们的主观愿望。它往往出于学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借以自娱自适，或追求某种学术上的价值，维护其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思想。当代性是指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活动的同时就已注入了自己的当代意识，服务于社会。当然，这种服务有直接的，即直接服务于政治、其他意识形态，乃至经济基础；也有间接的，这主要是通过精神生活（古人的精神生活与今人精神生活的相通性）来间接地服务于当代的。本来，我国古代文学中所表现的文化内涵与今人在精神上的相通处甚多，以明代的长篇小说为例，《三国志演义》所高扬的人的智与力，《水浒传》充斥全书的正义与侠义，《西游记》中的自由意识的张扬与对人的才能的向往，《金瓶梅》所揭示的人情与欲望，都是当今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所以倍受人们的关切。我们阐释作品的思想精华，也就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然而，回顾百年来的学术史如同这百年的历史一样，由于政治始终是知识分子的兴奋点，故而学术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得这个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大势是重当代性、社会性，乃至过分地强调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当前政治，追求立竿见影式的实用效率，其弊端是忽略乃至不顾学科自身的特殊性以及被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学术的不断被扭曲，为我们留下了不堪回首的沉痛教训。

但反过来看，过去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是否重当代性、社会性的研究一无是处、甚至全都是害呢？我看也值得研究。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反思和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时，正是在“文革”之后的这个历史背景上进行的，于是很容易从过去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涌动起一种彻底否定社会性研究而无限张扬个人性研究的思潮。事实上，在过去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有的富有当代意识，直接与现实相联系的成果同样具有其永恒的意义。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郑振铎的那篇著名的《谈金瓶梅词话》，研究了《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进而他联系现实说：“《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生存着。”从而他进一步说：“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应该说，郑振铎对明代社会和《金瓶梅》，对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所下结论都是正确的，他的学术研究是科学的，但同是洋溢着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因此，不难理解像《谈金瓶梅词话》这样的论文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是具有经典性意义的。现在，假如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些经世致用的社会性研究的成果一笔勾消，恐怕也是不妥当的。所谓学术研究走向“消融于政治死胡同”的原因是复杂的，其罪魁祸首恐怕不在于以经世致用的精神来进行富有当代性、社会性的学术研究，而在于某种不适当的政治对于经世致用和整个学术研究的干予和制约。直面人生、经世致用、关怀人类的精神，恐怕也是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所应该具有的精神。

反过来，我们再看现在不少学者鼓吹的个人性的研究。首先，世界上真正纯粹的个人性的研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无论如何应该说是很少的。王国维用厌世的哲学来研究《红楼梦》，在文学研究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难道就没有一点现世实用的目的？现在大家谈得比较多的陈寅恪的研究，他鼓吹在学术研究上保持“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被目前一些人奉为金科玉律。诚然，学术研究应该有个性，有“我”。但陈寅恪及目前特意鼓吹这句话的人，是否就是从纯学术出发？是否就没有一点“经世致用”或某种政治的背景和意图？像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以及对于《再生缘》的研究，是否就是一种纯个人性的学术著作？是否没有寄寓一点对于社会，对于现实，对于政治的思想和情绪？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个问题。

同时，我们在衡量个人性研究与社会性研究时，不能不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考虑。人生活在社会中，学术研究毕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历史。近二十年来，中国虽然还称不上是盛世，但确实也比较太平，至少搞学术研究的一批人还能丰衣足食，当有茅台酒可喝，保龄球可打，卡拉OK可唱的时候，往往不理解国难当头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饥寒交迫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假如生活在一个外患与内乱交相煎迫的年代里，广大的百姓和志士仁人在为求生存，求反抗，求进步而奔走呼号，甚至抛头胪，洒热血的时候，我们的学术研究就能完全不讲经世致用吗？就是越远离社会现实越可贵吗？梁启超、夏曾佑、黄人、蔡元培等人的研究就毫无社会价值吗？我们回首二十世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总体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因此，我们在总结和反思过去的学术研究时，究竟从什么样的角度，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所谓科学性与当代性、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研究时，不能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再不要像过去一样简单地去肯定一种和否定一种。我们不要简单地否定个人性的研究，但也不能得出相反的极端的结论：学者离时代、社会性研究的成败得失，放在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纵横构成的座标上考察，才会对其价值和意义有个比较客观的评定，而不会因时代环境的差异，对其产生隔膜。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趋向稳定有序，学术环境也将更加宽松平和，而且越来越世界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可以放弃它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使命。相反，前几代学者面向人生、服务社会的伟大精神将会在新世纪学者身上得到新的继承和发扬。这也是当今学术回顾的意义之一吧！

今天在回顾、总结和反思近二十年来的明代文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时，我讲了这些不合时宜的话。但我相信，学术研究与整个历史一样，总是在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中不断前进。而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包括理论与方法）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但往往是合则双美，分则两伤。我们不要走极端，不要片面化。结论可以借用刘勰的一句话，叫做“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学术研究才会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