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解走向重构——世纪之初古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发布时间: 2008-05-18   浏览次数: 87

 

                         
复旦大学    
 
当在新世纪初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与面对现实的状况时,有这样二种背反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一种是,文学研究时有超功利的主张与文论研究始终重功利的现象相背反。
人们在研究文学创作,研究文学史的时候,往往鼓吹一种“纯文学”、“纯学术”、超功利的观点。这种观点尽管始终在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中国未能成为主流,但时起时伏,连绵不断,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人们在反思文革前过分地强调文学为政治、为现实服务的时候,轻易地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唯“美”求“纯”的论调一时间甚器尘上,似乎文学越远政治、远现实、远功利,则越好。
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则与之相反,几乎从一开始起,就与功利性紧密相连。郭绍虞先生说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目的是“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1],杨鸿烈编《中国诗学大纲》的目的是想寻求古今中外文学的共通规律,以求最终“编一本《文学概论》”[2],乃至到罗根泽先生又将眼光从过去延伸到现在和将来,提出古文论的研究是为了“指导未来文学”[3],如此等等,都不讳言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功利性,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当然,这种功利性还在文学的大范围里,没有与社会、政治等其他问题更广泛地联系起来。到六十年代初,周扬提出要建立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体系,在当时的高校文科教材建设中,他重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历代文论选》及《文学基本原理》的编写工作,就与1957年有人提出“古典文艺理论遗产应当是建树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4]并不完全相同,这已不是仅仅为了摆脱苏联文艺理论的束缚,是一个单纯的学科建设的问题,而是与当时整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反修”大背景密切相关的。一时间,《文艺报》组织专家笔谈,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古代文论著作的整理出版,调动起全国许多学者研究古代文论的热情,形成了一个古文论研究的高潮。显然,这场文艺理论民族化的运动,对于一般的学者来说,其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但其深层次的内涵恐怕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到后来,人们又明确提出研究古代文论的另外一个目的:“提高民族自信心”[5]。总之,一个世纪来,似乎没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文论的研究没有功利性,相反,古文论如何与现实相联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切,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召开的几次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如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化问题及现代转达换等问题,就有明确导向,有的刊物的编辑部还发了有关的专栏文章与专门的座谈会。到现在,古文论的研究者几乎都承认他们工作的最终目的有明确的功利性,这就是为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服务,而当事实上并没有理想地达到这一目的,传统的文论“话语”始终不为现实所用时,就越来越感到失落,显得焦燥。
第二种相反的情况是:在总结、评述、反思本学科的历史或现状时,在理论上、口头上越来越强调其研究的现实性、功利性,而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一百年的古文论研究,假如不能是说全部的话,至少也是绝大部分,在严格意义上说,只是把研究对象作为一种古董,在面对着过去中“以古释古”;即使是所谓“以今释古”,用现代的观点作所谓“创造性的阐释”而不是作“还原性的描述”,多数也是在古代的圈子里踯躅,最多只是涂上了一些“今”或“西”的色彩而已。请看那些资料的整理、史的编撰固不待说,即使是一些专题或范畴、方法的研究,究竟有多少与“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体系”搭上界呢?究竟有多少研究真正是“古为今用”,与现实功利的目的有直接的、明确的关系呢?1989年,罗宗强、卢盛江两先生所撰的长文《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6]在谈到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时,也主张为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服务,但同时提出,这不是研究目的的全部,“有时候,对于历史的真切描述本身就是研究的目的”。后来,有些先生发表文章,对于罗、卢两位强调还原性的研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进一步重申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当今实际的重要性[7]。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同意见,作为在理论上的探讨当然不无意义,但实际上,四十年中,“对于历史的真切描述”的努力本来就没有间断或削弱过,恰恰是大家呼声最高的所谓要为建设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体系服务 ,倒并未真正认真而理想的实践过。所以,我总觉得,在强调文论研究古为今用的问题上,讲的是一套,做的始终是另外一套,两者之间即使还达不到背反的程度,那至少也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以上两种现象,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追求文论研究的有用于世,是本世纪研究者们的共识;但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目前的文论研究却还是很难为世所用。
二十世纪之所以使我们的文论研究者孜孜以求有用于世,特别是能为建立当代科学的文论体系作出贡献,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中国自甲午战争之后,包括政治、社会学说和文艺理论在内的西学陆续引进,白话文又逐渐取代了文言文,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所用的言语迅速得以转变。在“五四”前后,“文学批评”概念的提出,“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正是在这“西化”的背景下产生的。陈钟凡先生草创《中国文学批评史》,即“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而成,在他开列的参考书目中就有温切斯特的《文学批评原理》(Winchester’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摩尔顿的《文学的现代研究》(Maulton’s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哈德逊的《文学研究导论》(Huds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等,郭绍虞早年对西方的文论作过较为系统的研读,有相当的西学基础[8],方孝岳撰《中国文学批评》也是欣赏“中西思想之互照”[9],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绪言》十分明显地表露了他借鉴西方的一套理论与方法,朱东润撰《中国文学批评大纲》时从英国留学回来,本身就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因而他们所作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都不难看出在观点与方法上受到西学的影响。而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朱光潜的《诗论》、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更是明显地用西方的一套框架来建构的。这个开始用所谓现代的观点与方法来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学理论被西化、被消解的过程。不过,在解放以前,还处在一个过渡的初级阶段。文学理论所用的话语,还可以说是中西参半,这从马宗霍的《文学概论》(1925年)、刘永济的《文学论》,乃至到老舍在1930年至1934年间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来看,都有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种“参稽外籍,比附旧说”的特点[10]。五十年代以后,大陆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改造。而我们的文学理论,则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将反映论作为其哲学基础,强调文学的阶级性,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与教育作用,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象的描写与典型的塑造是文学艺术最基本的特征,现实主义是最佳的创作方法,等等。这一套体系又以教科书的形式,强行向人们灌输。假如稍有一点点异疑,则扣以修正主义的帽子予以无情的打击。因此,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大力推行,这套体系已一统天下,深入人心。“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蜂涌而进,泥沙俱下。文学理论界的一批新进,都为之神魂颠倒,以致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西化的道路上更从“专”走向了“博”。因此,从五四到解放,再到改革开放,表面上是一次又一次的对以前的否定,而实质上是一次又一次的西学的深化。到现在,我们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在本质上、全局上、话语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了。我们高校的文艺理论教研组,现在都是放在中文系,实际上还不如放在外文系更为确当。当然,在这阶段中,我们的古代文论的研究也有不少成绩,在探求中国特色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但遗憾的是,我们辛辛苦苦所探得的民族特点和精华之处,实际上未能有效地渗透、介入到主流形态的文论模式中去,更谈不上直接用传统文论的精神与话语去构建现代文论的体系和批评中外古今的文学现象。有的,只是用西方的文论来消解我国传统的文论。这就是我们古代文论研究者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这种局面毫无疑问地严重地刺伤了古代文论研究者的民族自尊心与学术自尊心,同时也就激发起了一种强烈的用世之心;而且,越是逼向绝路,这种用世之心就越强烈。
另外,从文学与文论自身发展的特点来看,与传统毕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二十世纪以来,许多有成就的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学的深切关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至于在文艺理论方面,尽管从本质上、全局上、话语上、方法上是西化的,但由于中西方所面对的文学现象和所依据的哲学基础毕竟有相通的地方,总有许多在理论、观点、概念在内在的精神上有一些相似、相近、甚至相同的地方。我们总结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原人论”,即文学以人为本原的核心精神,就与现代人们提倡的“人的文学”有相通的地方。再如,从古代的“载道”说到现在的“工具论”,从李贽的“童心说”到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从“赋比兴”到毛泽东的“形象思维”等等,都不难找到古今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只不过是那些本来中国固有的文学思想和观点,如今被纳入西学的体系之中,用了现代的汉语,在西学的话语系统中加以表达罢了。反过来,中国的传统的文论概念,也可以用来阐释现代的、甚至是西方的创作。如“意象”之类的概念在东西方都得到普遍的使用就值得令人注意。我也注意到贾平凹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经验时,曾多次使用了“意象”这一概念,只是没有进一步阐发罢了。总之,传统的文论与西方的文论和中国当代的文论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传统文论在构建现代文论和批评现代文学中应该是有它的立足之地的,我们应该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民族化的道路上作出贡献。
既然传统的文论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民族化的道路应该有所作为,但为什么叫嚷了几十年还是那么步屦艰难,少有起色呢?这就有必要认真地思考一下文论研究的所谓“今与古”的认识问题。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时贤已多有论述。早在1979年在昆明召开第一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学术讨论会时,就有专题讨论过古文论研究中的中外关系、古今关系等问题。1983年,王元化先生明确提出古文论研究要做到的“三个结合”,其中就有“古今结合”的问题[11]。后张少康先生在1988年说古代文论研究要有所突破就必须做到三个结合时,也谈到了“古与今、中与西的科学结合”[12]。显然,“古与今”结合的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直接关系到古文论研究在现实中所起的作用和当代文论民族化的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是“古与今”结合呢?总结各家意见,其主要精神不出两端:
一、            以今释古,即运用现代既成或流行的一套文学理论、观点与方法
来研究和阐释古代的文论;
二、            析古入今,即在前者的基础上,将古代的文论解构、扬弃后,析
出部分所谓有用的内容溶入现代的理论框架之中。
这两点意见看来尚属全面;但由于其基本立足点是以今化古,而所谓“今”,实为“西”,所以归根到底实以西方的一套来消解和包容传统。因此,在这样的道路上越努力,中国传统文论的话语就越来越丧失。到九十年代,人们不能不惊呼:我们的“文论失语症”已病入膏肓!曹顺庆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说:“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独特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13]这实在是一个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下一个世纪怎么办?放在前面两条路:一条是仍然把古代的文论作为古董,涂抹上一些现代的色彩,作为西方一套文论体系的点缀;二是确认传统的文论还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不仅仅在书斋中要研究它,承续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复兴它,光大它。
在整个世界全球化的潮流中,我们不反对、不排斥走前一条路。这条路尽管我们已经整整走了一个世纪,看来还得走下去,因为世界毕竟不能单一化,它有它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而且对走第二条路毕竟也有借鉴和促进的作用。但我们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者,就更有责任坚决地走第二条路,要义不容辞地在承续与运用中研究与发展中国古代的文论!
这里所说的要在承续与运用中研究与发展中国古代文论,与时贤所论“今与古的结合”以及“对接”、“现代转换”、“激活”等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其主要精神有以下四点:
一、            前提是承认传统的文论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我们过去之所以
在研究和实践中国古代文论的过程中裹步不前,就是在起步之前已把古代的文论视作是过去的了,特别是经过了激进的“五四”之后,引来了西方的文论而人为地把中国的文论断代化了。于是就有了“今”、“古”之分。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文论不应该也并没有成为化石。其精神实质、思维逻辑固且不论,就是其概念术语,同样可以用来评骘中外古今的文学的作品,解释千变万化的文学现象。其意象说、意境论就不是为东西方的学者所普遍接受吗?其他许多概念、观点与思想,实际上都是如此。对于构建现代的文论与批评文学,传统的文论实在是非不能用,而实在是没有人想用而已!
二、            基点是立足在中国,以我化人。本世纪从草创中国文学批评史学
科起,那种认为“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14]的说法就深入人心,想“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解放以后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实际上只是简单地将文艺理论苏联化而已。五、六十年代起,提“民族化”,也没有将根本的立足点移过来。所以有人就说,后来“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提法,就与“民族化”的提法不同,意味着以我为主。张海明在《回顾与反思》中说:“文艺理论的民族化这一提法,……是一个本地化或中土化的过程。民族化的目的,在于所谓‘洋为中用’,化外为内。……‘中国特色’与此不同,其目的乃在立足本土,在‘古为今用’的同时,借鉴、吸取、消化外来理论,发展建设自己的文艺理论。其实质,则在突出理论建设中的自我意识。”[15]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几十年来,不论是西方理论的“民族化”,还是去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两方面都没有做好,特别是后者。今后,这两方面的工作当然都要继续,但都要加强和突出“自我意识”。从我们古文论的研究者来说,就是要立足有传统精神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去构建和发展现代的文艺理论。
三、            态度是积极、主动地去复兴、光大中国传统的理论。一个世纪以
来,由于人们在心理上越来越将我国传统的文论视作古董,在事实上是西方的理论一直处于一种主宰的地位,因此古代的文论研究者在考虑问题与对策时,往往采取一种消极与被动的态度,提出一些应付或补救性的措施,多考虑如何“保存”传统,在西方的文论体系中争一席之位,而少考虑如何“发展”自己,要在重振体系的基础上与西方争一日之长。因此,我们这个提法重在积极进取,而不在被动地保存传统。
四、            目标是要将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完善化、现代化、实用化。这种
完善化、现代化不仅仅是通过一般的研究,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构建,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实践,在对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作出广泛而深入的批评的实践中,使世界不得不认同中国文论的体系与话语。我们不能自己就觉得自己的理论低人一等。我看现在引进的所谓理论与方法,相当多的是十分偏狭与机械,只能施之于一偶,不可能有很长的生命力的。有些年青人之所以趋之若鹜,无非是一时的求新好奇、甚至是投机取巧而已。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丰富的理论积累和悠久的实践历史,完全可以构建起自己的体系,可以用以批评各种文学现象。当然,我们不否认传统的文论有它的局限和缺点,那就要我们去丰富它,完善它,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僵死的过去搁置起来,只是作为一种研究或借鉴的对象,而是重新把它作为新的理论的生长点去呵护它,发展它,使它能现代化,实用化,在现代的实际批评中可具操作性。只有这样,我们的传统的理论才能真正的活起来,重新焕发起理论的青春。
    这四点的核心精神,就是追求有用,不尚空论,企求在我国传统文论实用化的进程中,走向现代化,走向科学化,走向完善化。
我们要向这个目标前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第一步,面对古代文论的史的研究不能放松。批评史的资料还要进一步的开掘和整理,还原性的史的研究不但不能削弱,而是要向更深更广的层面伸展。因为这是基础。第二步,加强横向的中国特色的体系的研究和构建。这种构建,当然不能排斥用现代的学术视野来加以观照,但必须立足在本国,用中国化的精神和语言来加以条理化、体系化。第三步,要立志于发展传统的文论。不仅仅满足于把已往的存在忠实地解释清楚,也不仅仅用现代的观点对以往的存在作创造性的阐释,而是要在以往的基础上,从整个体系到具体的范畴、概念、观点等,都一个一个、一步一步地在现代的、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论得更深、更广,更细致,更严密,使传统的文论重新立起来。这不是复古,而是传统文论在现代背景中的重建。第四步,再从经院的研究跨到实际的运用。传统文论要在当代真正能立起来、活起来,非要付者实践不可。真正能“激活”传统的文论的催化剂唯有实践,真正能检验重建的传统文论是否有活力就在于是否实用。仅仅纯理论的研究将不能激活传统,而只能使研究的本身与研究的对象一起走向枯萎。因此,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传统的文论在二十一世纪重新能有用于世,而不是成为古董。
如此说来,假如说二十世纪是中国传统文论被消解的一个过程,那么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重建、复兴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古代文论,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消解,现在要找回传统,重振传统,真是谈何容易。现在要起步,首先要解决的还是个认识问题: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
首先,有没有必要?这个问题从古文论的研究者来看,一般都会认为有必要,其主要原由正如上文所说过的,我们当代的文论不应该与传统割断,我们中华民族应当有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志气。我们不否定西方文论的价值,但同样也不可抛弃传统的文论。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祟,而是世界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也应该有不同的价值系统相互竞争和参照。但或许也会有人反对。他们的理由,我想大凡不出六十年代反对“民族化”的那些观点:其一,古与今有别,不能否定古今的发展,古代的不能指导今天;其二,不能取代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16]。当然,古代不等于现代,但传统是可以继承和发展的。我们研究古文论,承传古文论,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为了发展,为了面对今天,为了文论传统的现代化和在现代化中见传统。因而,我们重建的传统文论理所当然地能指导今天。至于当今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究竟是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本身就值得研究。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取人类以往精神财富的产物。而它的精髓就是从实际出发。而中国传统的文论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范畴体系及方法论在许多方面本来就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或可以使之相通的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学者在理论上已有所阐述,这里不想展开。总之,在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文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以往与中国实际相脱离的一套,其实质就是假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不全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从建设当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看,研究与发展中国传统的文论也非常有必要。
其次,有没有可能?当然有。第一,这是人心所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的文论尽管有意无意地一直被处在消解之中,但同时,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人在主观上自始至终也是想承传和发扬传统的,且越是被压抑,越是想到民族化,越是想到文艺理论的中国特点。第二,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文论有系统,有生命力。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导言》中早就说过:“我国的文学批评学,可以说向来已经成了一个系统。”到八十年代,徐中玉、张文勋等先生甚至提出过用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来编写文学概论[17]。后来,不少人在构建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与寻找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的联系方面作了不少努力。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的文论是有体系与生命力的,只不过是我们过去不予足够的重视罢了。第三,我们在把握中国传统文论体系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特别是从五、六十年代起,如前所说,我们已作了不少努力,到现在,尽管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毕竟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里有经验,也有教训,足为下一世纪的工作提供借鉴。第四,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好的学术环境,可以畅所欲言,积极探讨,不断进取,再不用担忧“厚古薄今”、“反对马克思主义”等帽子飞来。在国际上,尽管“趋势附利”的潮流对学术、文化的冲击还是很大,“西方中心论”还有很大的势力,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的特点与声音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我们应该对前景充满信心。
在世纪之交,回顾与前瞻我们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的命运时,谈了以上一点看法,只是书生空议论而已。重要的还是在实践。让我们在扎扎实实的工作中,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推进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复兴传统的文论精神,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中国文论走向现代化、实用化,乃至全球化的一个世纪。
 
注释:
[1]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页2。
[2]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页3。
[3]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页7。
[4]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新建设》1957年8月号页56。
[5]参见郭绍虞《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徐中玉《研究古代文论的作用》;两文均收入华东师大文学所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济南:齐鲁书,1987年),页9,49。
[6]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页11。
[7]参见申建中:《关于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全面估价》,《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贾文昭:《对改进古代文论研究的一点浅见》,《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8]参见郭绍虞:《照隅室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1至183。陆海明《古代文论的现代思考》(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页7至9。
[9]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三联书店,1986年)页227。
[10]刘永济:《文学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页1。
[11]王元化:《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页31。
[12]张少康:《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问题》,《求索》1988年第2期,页85。
[13]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页51。
[14]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页3。
[15]张海明:《回顾与反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01。
[16]参见山大中文系文艺理论通讯组:《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讨论文艺理论遗产的继承问题》,《文史哲》1963年第3期,页83:“……古典文艺理论在今天只有参考价值,它决不能指导今天的文艺运动,也不可能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石书:《谈古典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种倾向》,《文史哲》1963年第4期,页11:“……势必模糊了文艺理论批评本身的发展过程,乃至古与今的界限。现代文艺理论中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也就成为‘古已有之’了,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有害的倾向。”
[17]参见《文史哲》编辑部座谈纪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文史哲》1983年第1期。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