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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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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08-05-18 浏览次数: 1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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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一些新的学术课题被提了出来。 首先是体系研究的问题。在范畴研究和专题研究取得坚实成果的基础上，古代文论的体系性研究自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中国古代文论是否存在体系？学术界对此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少数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古代文论体系。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自身的体系，不过这个体系有它自己的特点，也就是“潜隐型存在”。敏泽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体系及东方艺术之美》[1]，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是存在体系的，“只不过这一体系是一种潜隐型存在，一直缺乏科学而深入地发掘和总结，从而使潜型存在变成显型存在而已。”“如果说，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道家学派及阴阳五行学说，那么，作为这一体系核心及特色的，则主要是被儒家创始人孔子继承并发展了的周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我国民族及其文化的又一次大融合，我国独特的文化体系及艺术理论体系都已经完全形成，并逐渐定型。就艺术理论说，就是：以法自然的人与天调为基础，以中和之美为核心，以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特色。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三者缺一不可。”蒋凡列举刘勰、叶燮、王国维等在文论体系建构方面的努力，说明“那种认为中国古文论不存在什么理论体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决不能套用西方的理论模式来理解中国的古文论。中国自有其独具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他认为：首先，与西方一些著名的古文论家重文艺本体的再现的研究不同，中国古文论虽也有关于文艺本体论的研讨，但从来没有形成一种理论思潮，它主要是以文艺主体论为中心来建设理论体系的。其次，与西方古文论体系的个性化与自觉性不同，中国的古文论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无形的嬗变中，形成了一个带群体色彩的民族理论体系。第三，与西方古文论体系重宏观的理论研究不同，中国古文论更多的是在微观的具体批评和审美欣赏中来呈现理论网络和形成体系的。最后，与西方古文论体系多重理性主义的逻辑分析不同，中国古文论家更喜欢作随意性强的直觉体验式的生发，讲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顿悟”工夫，染有浓烈的东方神秘色彩，思维方式与理论表述与西方异其旨趣。[2]党圣元则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是一种范畴体系，因此应该从范畴研究入手建构古文论体系。[3]尽管研究者从不同方面对古文论的体系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古文论体系的建构，却举步维艰。樊德三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和祁志祥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学林出版社1993年）还只是在现代文学理论构架下填充古代文论的材料，对古代文论体系的独特性还认识不清。直到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出版，立足于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论的整体把握，从中国文论发展实际出发的体系性建构，才取得建设性突破。 其次是关于“失语症”的问题。自1995年起，曹顺庆首先发难，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4]曹顺庆认为中国文学理论之所以创造乏力，并不在于中国人不敢创造或不能创造，而正在于它中断了传统，被人从本土文化精神的土壤中连根拔起；而传统中断的内在学理原因，则在于传统的学术话语没有能够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得到创造性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失去了精神创生能力，活的话语蜕变为死的古董，传统精神的承传和创新也就失去了必要的手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今文论“失语症”。 他提出，改变这种失语状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必须要返回自己的家园。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而自铸伟辞，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也就是要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工作。[5] 应该说曹顺庆对古代文论研究现状存在问题的针砭是深刻的。古代文论研究，从它的产生起，就是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印证和补充中国文学史的，因此，历史主义是这门学科的优良传统。自五十年代后期提出建设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古代文论的理论性质得到了新的认识和强调。可以说从那时起，这门学科实际上已分化为文艺学门下的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门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支在茁壮成长，并取得辉煌成就。但是古代文论这一支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先是附和着马列文论，不惜曲解自己去寻找古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后又遭遇着西方现代文论的冲击，受到西方文论的曲解。每一次的异质对话，看似是古代文论热切地参与当代文论，结果总是古代文论以丧失自己的独特性来迎合那已经存在的外来理论，对话和交流成了一方淹没、消解另一方。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论中的孤寂和落寞，也就难以避免了。 古代文论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现代化转换问题提出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激烈反响。许多学者加入讨论的行列，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思考这个问题。张少康认为，为了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必须要坚决地、毫无保留地走出“西学为体”的误区，彻底抛弃以西方的文艺和美学理论为基本体系的做法，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在中国传统文艺和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正确地吸取和改造西方文艺和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重新建立我们的当代文艺学，也即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6]蒋述卓更强调通过“今用”来激活古代文论。他说：立足于当代的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面向当代人文现实，开展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吸收古代文论的理论精华；立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继承与发扬，寻找古代文论的现实生长点，探索其在理论意义上和语言上的现代转换；从继承思维方式和批评形式入手，将古代文论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独有的批评方式与技法融入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论中去，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7]陈伯海主张变古代文论原有的封闭体系为开放体系，在开放中逐步实现传统的推陈出新，打破古文论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疏离、古文论愈益走向自我封闭的格局，重新激发起传统中可能孕育的生机，在古今中外的双向观照和双向阐释中建立自己通向和进入外部世界的新的生长点，以创造自身变革的条件。[8]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从思维理论的开发、古典精神的复兴，范畴体系的建构等不同角度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种种设想，[9]可惜，还仅仅停留在设想层次。毛病是看出来了，病源或许还不清楚，药方因此就无从开出。也有一些学者对失语症问题持不同的看法。陈洪、沉立岩就认为，传统文论并不能在不远的将来再生、复兴，因为传统文论的概念、术语使用随意，欲确定其内涵非常困难；分体文论极不平衡，诗论一枝独秀，小说、戏剧理论薄弱；理论创新的动力不足，主流理论发展不明显。传统文论的自身弱点妨碍其直接转化为现代意义的文论话语系统。[10]其实，正如我们已经述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分化为两个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现代转化或许是一个荒谬的不可实现的话题。可从古代文论的研究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但是，现代转换，与其说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到不如说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大家都停留在对问题的针砭上，随便提出一些建设性设想，这于事无补。只有真正在古代文论迈进当代文化当代生活的道路，有所前进，有所开拓，这个问题才会有所深入。 其实，复旦学人，并没有热衷于关于“失语症”的争鸣，而是在默默地思考，艰苦地探索。复旦学人，是立足于过去丰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学术成果而继续开拓前进的。
《原人论》提出“人”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本源，对人的凝视与思考，对文学中人的反省和追思，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沟通传统文论和现代文论的契机。《原人论》分为心化论、生化论、实化论三章，分别阐述古文论感物动心的创作发生论、生命化的文学形态论和实用化的文学至用论。这三点正鲜明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迥异于他国、而内在一贯的民族精神特征。《范畴论》超越过去仅仅注重于范畴释义的研究模式，从理论高度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注意联系传统哲学、创作风尚、文学体裁等因素考察文论范畴的特质。《方法论》探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观念意识、文学批评的民族思维方式，以及“知人论世”、“品藻流别”、“明体辨法”等具体批评方法。三本著作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建构了开放性的富有再生活力的古代文论体系。为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进一步前进奠定了基础。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什么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古代文论研究者煞费苦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传统文论的总体认识，而且直接关涉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对此问题，学术界曾有“表现”、“言志”、“缘情”、“原道”、“意境”等种种提法，但都差强人意。这些充其量只能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尚不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整个体系的核心。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不是由某一两个核心范畴派生出来的，而是根源于中国古人的最为根本的文化和文学观念。黄霖先生等著的《原人论》提出“原人”——对人的审视、推究和思考，是贯穿于中国文论发展史之始终的主导观念，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所关涉的内容和自身的表达方式，都是围绕着中国“人”的观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人的审美生活、生存命运、意义价值的独特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论体系的基点的‘原道论’，其实质就是‘原人论’”，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对文学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文体论、形式论等等产生影响，最后都指向“天人合一”中的“人”。作为一种基本观念，“原人论”具有恢弘宽广的包容性，可以涵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方方面面，把古代文学理论的各种范畴和观念容纳其中，融为一体。如果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实际，就会觉得，以“原人”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自有理据可寻，如果注意从现代的文化发展看问题，“原人”更能概括中国文学理论的意义。对人的凝视和思考，对文学中人的反省和追思，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沟通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传统文论和现代文论的契机。从传统文论“原人”这一点出发，探索下去，或许可以寻找出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换的切入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著眼于中华民族文学中的“人学”主题，探索传统文论的内在体系，追求传统文论现代转换的再生动力，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在世纪之交的重大转向，从历史性研究向现代性研究转向；也标志着古代文论研究开始摆脱西方文论的束缚，在努力探索中国古今文论的联系，建构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又适应当代文化生活的新的文论体系，它为古代文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开拓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前景。 [1] 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2] 蒋凡《中国古文论体系探索》，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4期。 [3] 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管见》，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4] 主要文章有：《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文化病态与文论失语》，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中外文化与文论》（1），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 [5] 曹顺庆等《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6] 参见张少康《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艺学的建设问题》，载钱中文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7] 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8] 陈伯海《“变则通，通则久”――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9] 参见钱中文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 陈洪、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