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甲先生（1933－1985），江苏兴化人。1949年7月参加工作，195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系任教。后曾从朱东润先生攻读在职研究生。先后参加《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的编撰工作，并整理校点了《楚辞集注》，《瀛奎律髓汇评》、《词综》等。李庆甲先生的英年早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损失。

李庆甲先生并不算长的学术生涯，留给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学术遗产，为后来研究者所屡屡提及的，是他关于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考证和校点整理方回《瀛奎律髓》等文献的工作。

 

 

李庆甲先生独立的学术研究是从《文心雕龙》开始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就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文心雕龙》的论文。当然，早期的研究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文革”结束后不久，他首先以论文《刘勰卒年考》赢得了学术声誉。关于刘勰的卒年，古代文献中没有确切的记载。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曾根据有关资料，推断刘勰卒于梁普通元、二年（公元520、521年）。李庆甲先生从《大藏经》、《续藏经》中发现了撰于南宋初年的《隆兴通论》，其中将萧统去世与刘勰出家为僧两事编在一起，李庆甲据此考证刘勰出家的时间为中大通三年，即公元531年，而刘勰出家以后“未期而卒”，则卒年应在大通四年，即公元532年。此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新修订本《辞海》就采纳此说，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均接受此“大通四年”说。当然，“大通四年”说并非定论，也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1985年，李庆甲又发表了《再谈刘勰的卒年问题》，考证出《梁书·文学传》对传主的排列基本上是以传主的卒年先后为序的。而卒于532年的刘勰，正符合这个排序原则，这是对刘勰卒于532年的一种重要补正。当然，两篇文章虽然提供了有力的新材料，但尚属于间接论证，尚不能说彻底解决了刘勰卒年的问题。对刘勰卒年问题，“龙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大通四年”说，为刘勰卒年研究中的重要观点之一[1]。

刘勰还有一篇关于佛学的论文《灭惑论》，载于《弘明集》。60年代曾有研究者撰文把《灭惑论》与《文心雕龙》联系起来，指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佛学思想的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须考察刘勰撰写《灭惑论》和撰写《文心雕龙》的时间先后问题。若《灭惑论》在先，则《文心雕龙》可能受到佛学的深刻影响；若《文心雕龙》成书在先，则刘勰撰写此书时，可能还没有深厚的佛学思想根基。所以考证《灭惑论》的写作时间，对于研究刘勰的世界观，研究《文心雕龙》的哲学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文心雕龙》撰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是较为普遍的看法，那么《灭惑论》撰于什么时间呢？汤用彤、陈垣、范文澜、杨明照等先生均认为《灭惑论》作于齐代，即在写作《文心雕龙》之前。范文澜、杨明照又指出刘勰虽然精通佛学，但是撰写《文心雕龙》并没有受到佛学的影响，而是坚持儒家的思想立场。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则认为《灭惑论》作于梁代天监三年（504）至天监七年（508）。李庆甲先生的《刘勰<灭惑论>撰年考辨》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因为《灭惑论》是针对《三破论》而发的，考证《三破论》的撰写时间，可以确证《灭惑论》写作时间的上限。李庆甲先生分析齐梁时期佛教发展情况和上层政权对待道佛的态度，以及释僧顺《释<三破论>》的证据，证明《三破论》作于梁代，刘勰的《灭惑论》作于梁代天监十六年左右。此文发表后，引起了“龙学界”的兴趣。其中，李淼发表《关于<灭惑论>撰年与诸家商兑》[2]否定齐代说和天监十六年的说法，而认同王元化的说法。李庆甲先生又发表《<关于《灭惑论》撰年与诸家商兑>之商兑》，进一步考辨撰于梁代天监十六年的结论，同时批评李淼文章“史料处理不够严谨”等几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后来的研究者还有进一步的考证。

关于刘勰《文心雕龙》论“道”的哲学基础问题，六十年代曾出现过刘勰《文心雕龙》之道为佛家之道的说法，并没有深入展开讨论。80年代初，这个问题被重新提出来。李庆甲在考证《灭惑论》后作的基础上，撰写《<文心雕龙>与佛学思想》，强调“《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属于儒家，书中不仅未见有什么佛学唯心主义的思想因素，而且其基本倾向是与之相对立的。”并分析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的“道”，不是佛学之“道”，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坚持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世界观。

李庆甲先生关于刘勰和《文心雕龙》的论文，多是考证性的研究，即使关于《文心雕龙》思想基础的探讨，也是建立在文献考辨的基础上，所以，虽然不能成为定论，但是都持之有故，成为“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主张。汪涌豪先生曾概括李庆甲先生研究“龙学”的特点是“立足史实考订，不作无根游谈”；“慎于史料运用，不取屈文就己”；“立论力求公允，不尚矫激偏锐”[3]。值得提出的是，李庆甲先生的“龙学”论文，有的是对陈说的挑战，有的又是与商榷者的切磋，带有论辨性质，但是这些文章的态度都是温文尔雅。他在《<关于《灭惑论》撰年与诸家商兑>之商兑》的最后，又这样一段话：

写考证性论文，怎样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史料，怎样科学地进行逻辑推论，笔者也是处于学习、探索之中，所以上面的意见不一定都很妥当。而且自顾习作，包括本文在内，在处理史料、逻辑推论方面乃至于一些基本论断也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病。希望李淼同志和有关专家、读者不吝批评教正。

论辨学问，一丝不苟，坚持立场；而学术态度则谦虚谨慎，和蔼忠厚。的确，在学术研究中，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会推翻旧说，对材料的理解也会互有出入，所以学者在充分论证、提出己说时，既应该理直气壮，更应该谦虚宽容，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学者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见解，只能是一己之观察，并非是真理在握。

 

 

 

注重文献基础，是复旦批评史研究的一贯传统。李庆甲先生在古代文学文献整理方面花过大力气，先后完成了《楚辞集注》、《词综》、《瀛奎律髓汇评》等点校集评工作。朱熹之孙朱鉴刊于宋理宗端平乙未的《楚辞集注》，是迄今所见最古和最完整的一个刻本，且朱熹的集注，批驳旧注的讹误，解释《楚辞》多有创获。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1953年将宋刻本影印出来。李庆甲先生标点本就是依据这个影印本。他还以《古逸丛书》本、崇文书局本、扫叶山房本等作文字校勘，用功细致。朱彝尊编集的《词综》是一部规模较大的词选著作，二十六卷，后汪森又增补四卷，并改正了原本的一些文字错误。于康熙三十年由裘抒楼刊行。李庆甲先生点校《词综》以这部刊本为底本，“先从有关词选、别集、总集、类书、野史中找出每一篇作品的出处，再选择这些资料的比较好的版本作对校本，对《词综》中明显的错误和遗漏的字作了修改、补正”（《前言》），对于《词综》所录作者小传和辑录的宋元人评语的讹误，也据有关版本予以校正。这两部著作，此前只有影印本发行，李庆甲先生首次给予认真细致的点校，便于这两部著作的普及流行，为学界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文献。李庆甲先生集评、点校的《瀛奎律髓汇评》，也是一部嘉惠学界的巨著。元初方回的《瀛奎律髓》是一部重要的唐宋律诗选集，在清代宗宋诗风中曾出现过不少评点本散见于各地图书馆。李庆甲先生的这次整理，一方面在原书的点校上花工夫，选择明成化三年紫阳书院刻本为底本，以清代多种版本作校勘；另一方面奔波于全国三十多个图书馆，查阅有关《瀛奎律髓》的评点文字，辑录了冯舒、冯班、钱湘灵、陆贻典、查慎行、何焯、纪昀、许印芳、赵熙及一些无名氏的批点，几乎将清代评点此书的文字网罗无遗。《瀛奎律髓汇评》，既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版本，又汇集了大量的评论文字，是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经常为学者所称引，最近又得到重新出版。

本来，凭着文献研究的扎实功底和文论研究的慎思明辨，李庆甲先生可以在文学批评史学科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可惜1985年，病魔夺去了他年仅53岁的生命，“一驾刚起飞的飞机突然迫降了”。这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语文所的损失，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整个学科的损失。

 

李庆甲先生研究文学批评史著作、论文目录

 

1、参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

2、校点《词综》（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校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年

4、点校集评《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5、《文心识隅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研究<文心雕龙>批评论中的一些问题》，《光明日报》1964年6月28日

2、《刘勰卒年考》，《文学评论丛刊》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

3、《扬雄文学思想述评》，《古典文学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4、《刘勰<灭惑论>撰年考辨》，《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5、《<文心雕龙>与佛学思想》，《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三辑，1982年

6、《古代文论研究刍议》，《光明日报》1983年11月22日

7、《扬雄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

8、《<关于《灭惑论》撰年与诸家商兑>之商兑》，《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1984年

9、《略论方回的<瀛奎律髓>》，《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二辑

10、《近代文体改革理论浅探》，《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三辑

11、《再谈刘勰的卒年问题》，《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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