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谱系中，第一代学者是郭绍虞教授、朱东润教授、刘大杰教授，第二代学者的代表是王运熙教授、顾易生教授。王运熙教授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顾易生教授主攻的方向是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和近代，二人的专长相合，恰涵盖了一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建国以后文学批评史研究在前辈学者打下学科基础，以此为前提继续向纵深和宽广方向寻求学科延伸、发展的大趋势中，加强对通史框架下的断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是一种必然的要求。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文学批评史家，大多是断代的（包括数个朝代的）批评史家，而与之前该领域的学者多为文学批评通史专家的情况有所不同，研究也随之趋于更加具体、细致、切实。与之相应，“合作”成为断代文学批评史家编撰通史的最通行的一种方式，这也成为解放后复旦研治文学批评史的组织特色，而这一特色主要是由王运熙教授和顾易生教授确立下来，并由于二人宽厚谦和的性格和默契配合的精神而使其发挥出很高的效率。

顾易生先生出生于1924年12月，祖籍浙江海宁。远祖中有唐代著名诗人顾况，此一线文脉绵延而下，给顾先生的熏浸是不言而喻的。父亲顾诒谷学物理而董理金融，通旧学而并融新知，在家中实行开明教育，旧籍西书，文科理科，双管输液，不为偏废，这给顾先生后来治学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所带来的影响是相当积极的。他四岁启蒙，基本上走过的是一条学校教育与家庭训迪相结合的求学道路。从顾先生晚年对他自己早期的读书生活的回忆，有二点尤其值得提起：一是父亲鼓励他讽诵古文诗词，并教诲说：“平素修身养性、待人接物，当以忠厚为本，依诗人之义，优游不迫。”[1]顾先生过而立以后以教授和研究古典文学为终身的事业，在这里已经藏伏端因，不仅如此，这还启发了他对古典文学益人身心的特殊作用及方式的认识。二是自小被勉励应当怀着忧患意识读书。他青少年时代社会风雨如晦，“先父母当年即以一种忧患意识对我进行教育。他们坚信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培植民族自尊心和高尚人格、志趣的基础，故对子女辈自幼加强这方面教学以补学校课程的不足，有意识亲自讲授古典诗文、辅导阅读古代名著，随时以古今仁人志士言行来相诲勉。”[2]顾先生后来在他自己讲学、撰文时，常伴随着为国运思、为众物虑的关怀意识，这一点也鲜明地反映在他撰写的文学批评史论著中，这与他从小受到的庭训密不可分。他大学本科读的是法律，工作于银行，若不是1956年报考朱东润教授的研究生，古典文学也许如绘画、书法一样，只是陪伴他的多种业余爱好中的一项内容。而正是那一考，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事业的方向。毕业后留复旦任教，先后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研室工作，并长期担任批评史教研室主任。顾先生的研究广涉中国古代文史诸多领域，上起先秦，下及近代，范围跨度非常宽大，其中唐宋文学和古代文学批评史又是他最为专注而成果也最为集中的二大领域。由于他在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教学上取得了突出成绩，曾获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他与王运熙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也多次获得国家和上海市的大奖。我不知道顾易生先生在今天是如何看待自己当年放弃法律、金融而选择古典文学的事业转变的，我想说的是，当看到自己的著作不断问世流传，其研究成果能对推进学术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并滋润和启迪学子的心智，那么，作为一个研究者和教授，他应该是可以感到慰藉的。

 

 

顾易生先生开始集主要精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在1960年前后，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了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顾易生先生被指派始终参与其事，从议定体例，分工撰稿，到对全部书稿进行反复修改，颇耗时费神。这期间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出现了一股学生编书的风气，对教授、权威形成很大压力，而这正是上层鼓励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由于政策调整及随后形势发生转变，这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排出清样以后没有出版。虽然该稿受“左”的思想和机械思维模式影响，以唯物论与唯心论、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简单划分文学批评史上的阵营，自有诸多缺点，然而又非无是处，不仅如此，有些方面还很可注意。比如，体例方面该稿分成七编：第一编先秦两汉，第二编魏晋南北朝，第三编隋唐五代，第四编宋元，第五编明清（上。按明代部分），第六编明清（下。按清代部分），第七编近代。每编先用《概论》总述大意，然后分章列节叙述各家批评观点，予以评论。这样一种体例框架，在后来先后由刘大杰、王运熙与顾易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大体依然得到采用。在具体论述方面，也不乏可以圈点的地方。比如指出孟子“以意逆志”是“读书的方法”，意思是读者“根据自己的‘意’来探求作者的‘志’”，这比之从前“主观的体会”，“挟数百年后之意，求数百年前之志”种种说法，在将“意”理解为是读者之意这一点上，表述得更加简洁明白，虽然囿于认识，对读者阅读和理解也可能带来新的创造作用在当时不可能作出妥适的评价，但是在今天以接受文学批评史的眼光去返观其对孟子这一观点要义的把握，还是可以感到某些新鲜之处。这些表明，对于当时学生集体编写（有些也有教师参加，或吸收了一部分教师的意见）的文学史著等，从学术史的角度给予适当厘别和分析是有其必要和可能的。在顾易生先生的治学生涯中，这一段经历显然有特殊的意义。他自己说，在“惨淡经营”中“经历了一次锻炼，不为无补”[3]。或许对他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由此而展开了以研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为主要方向的学术道路。

顾易生先生研治批评史的第二个阶段是编著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其中《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由刘大杰教授担任主编。顾易生先生作为主要编写人员分工执笔宋至近代诗文批评和词论部分。草稿写成遇到“文化大革命”而工作被迫辍止，全书只于1964年出版了包括先秦至五代的上册，其余阙如。“文革”结束以后，发展教育、发繁荣学术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在旧稿基础上重新编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下册，由于刘大杰教授已经逝世，该著由王运熙、顾易生主编，1985年全部出齐，前后出版相隔逾二十余年，一部著作成为我国一段沧桑历史的见证。当然，历时久也给了著者反复、冷静思考问题的时间，而社会的思想意识、文化学术环境前后发生巨大改变，走向正常，又为著者对古代文学批评及理论产生较科学的认识提供了契机。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内容完整而具系统，评价公允而含新见，深入浅出，可读性强。顾易生先生执笔部分是中、下册的重头戏，对诗文词论材料有许多发掘，检披、组织甚有功力，而抑扬和是非又多见器识，其中对近代传统文论的整理由于少有前人同类成果可资借鉴，创获之功尤属难能可贵。中国长期流行的“左”的文艺理论虽然在该著中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痕迹，但是作者反映出的主要立场是追求学术性，自觉与包括极左文艺理论在内的片面的社会意识和时髦主张保持应有的距离，这种著书精神贯穿于整个写作之中，使该著取得了较高的学术价值，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作为一部高校文科教材，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中两册的比例比较协调，下册清代前中期及近代部分的篇幅有许多扩大，是因为这一册主要写于改革开放以后，科研环境和学术气氛有利于作者对研究课题充分展开探索，出版方面也具有了更好的条件。这实际上也显示了编著一部容量更大的批评通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这个阶段，顾易生先生还参加了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的工作。该书初版于1964年，对高校文学批评史教学产生过很大影响。七十年代后期，郭先生主持重新修订。在修改版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顾易生先生主要担任隋唐、五代、宋、金、元部分及部分近代的编写工作，并参加阅读文论选全稿。

顾易生先生研治批评史的第三个阶段是与王运熙教授共同主编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并在其中执笔“先秦两汉卷”的先秦部分、“宋金元卷”的北宋诗文和两宋词学部分。通史是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自1983年立项到1996年七卷全部完成出版，历时十三载。二位主编对《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期望是，“力求较为全面地清理各历史阶段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对曾有所建树的批评家与论著进行科学的评价，并努力发掘新的材料，展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多采和灿烂成就，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为文艺理论研究和创作提供借鉴和参考，为繁荣新时代的学术文化服务。”[4]由于作者身逢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机，过去的禁区壁垒遭到破除，科学的学术探索精神重新生长，研究环境得以改善，故与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相比，通史无论是在材料发掘抑或是在理论阐述方面，皆有很大推进和发展。顾易生先生撰写的先秦文学批评部分，对儒道两家文艺观的总结系统性很强，大致可以将它们分别归为人性论文艺观和自然论文艺观，二家互相斗争而各揭示出文艺的基本质性，互相不可替代。他还认为，先秦时期对文艺的萌芽状态的认识也反映在诸子各派著作中，包括以禁毁文艺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法家著作，因此他广检先秦各类典籍索而求之，予以集中整理，归纳出各家的论文要义。若论中国先秦文艺萌芽史著作，顾著当推为最详备的一种。顾易生先生执笔的宋代文学批评有关的部分，比诸以前三卷本的内容，既有很多新的开掘，又反映出作者新的思考和心得。最显著的一点是，对相关历史时期的文学批评所作的贡献总体估价作出调整，有较大提高，更注意去发现批评家文学理论积极的价值，如对李清照《词论》的再认识，即是显著一例。这既反映出对“精华、糟粕”论的重新体认，也是对过去“内容、形式”论产生的片面影响进一步消除。

世纪更替之际，王运熙教授、顾易生教授主持对原先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全面修订，完成了二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的撰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新编主要吸收了《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研究成果，也融进各位作者一部分新的认识和体会。顾易生先生执笔修改宋明两朝传统文体批评部分的内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评述更见慎细，对批评家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论观点不同侧面的错综交叉也把握得更加周全和准确。这项工作，是顾先生完成主编并撰写通史之后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块园地一次新的耕耘。

 

 

与顾易生先生交谈相处，可以感受到他由衷涌现出的对祖国博大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爱戴的情怀，这种情感反映到他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形成了以积极诠释为主要表征的治学特点。

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后，思想界对过去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积极的一面是通过以人鉴己、以今鉴古，认识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存在落后的一面，从而谋求改变，加快了思想意识观念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常常伴随着传统被当作造就新时代风尚的障碍或追寻现代化的羁绊而遭揶揄、乃至轻蔑的情势，这样就造成了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包括文学和文学批评传统的消极性过分夸大的普遍结果。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演绎得出带否定性的结论，这样的情况在不同时代阶段皆有发生。人们旷日持久受其影响，心灵很容易对传统产生麻木迟钝，而逐渐认同对传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否定性诠解。顾易生先生对此表示忧虑：

例如论者或谓我国古代思想中缺乏民主意识与人道精神，儒家“中庸之道”与道家的“无为”思想致使国人不求进步、开拓，不事斗争、竞赛，造成社会的停滞、落后。或谓屈原作品的内容主要为宗族、乡土、忠君观念，未足称为爱国主义，而我国古典文学中是否存在这个优秀的传统也颇成问题。更有一种说法，略谓中国文化植根于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故称黄色文明，其特点为保守、封闭；西方文化源于海洋，故称蓝色文明，其特征为进取、开拓……当我读到这些论说时，始而震动，感到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如许问题，值得重新审视与深入思考；既而怀疑，发现这类论说中颇有华而不实、比拟不伦者；三思而不禁有所忧。[5]

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同样经常会遭到否定性的质疑，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遭到贬低的情形大略相似。顾先生以上所言也是包含了对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忧虑在内。他说：“有些菲薄我国古代文论为不成系统或缺乏民主自由和人道精神之说，我认为是可以商榷的。”[6]

与类似上述一些研究的立场和态度显著不同，顾先生主要是从正面去阐述古代思想文化（包括文学批评）传统的意义和价值。他在《先秦文学批评·绪论》说：

本编在介绍各家时，大都基本持正面的态度，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相互的否定。……关于“吸取精华、批判糟粕”的原则，自应贯彻始终，却未能处处作出判断。古书之精华糟粕，并非都泾渭分明，也贵在读者自得。精华僵化，可能反成为教条束缚；糟粕活用，也能化腐朽为神奇。[7]

坚持“正面的态度”也就是对古代思想文化、文学批评坚持积极阐释，坚持正面介绍和评价的态度，不同于破字当头，轻率地批判或否定。诚然，先秦诸子创立各家学说多表现出不受羁缚之精神，秦汉以后封建专制强化使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精神受到削弱，因此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价值容有差别，广义的文学批评遗产其情况也略约相似，因此对其作积极阐释和正面评价的程度也有所调整，但是，面对数千年思想文化、文学批评丰富的遗产，以“正面的态度”对其进行积极的阐释这一基本立场在顾易生先生治学中都是清晰而突出的。顾先生对自己长期研究的问题，在获得了更合理、更满意的结论以后，会很乐意放弃或部分修改他自己从前的结论，出现这种情况，往往表示他在积极阐释和正面评价古人文学思想和批评理论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作为一般的原则，“吸取精华、批判糟粕”得到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可是在对古代思想文化、文学批评的精华和糟粕的价值判断上，我们也有许多教训，走了不少弯路，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所谓糟粕的夸大引起的消极后果更加严重，至思想解放以后的一个阶段，这种情况才被有意识地反思而有所转变。老一辈学者在建国后对他们的旧著作出修改，往往会突出对古人“糟粕”的批评，而在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对他们五、六十年代的著作进行修改时，又往往转而更加关注古人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对批判糟粕而失当的论说作出某种矫正，这正反映出我国上述学术生态背景和状况的变化。顾易生先生对此深有感触，故对鉴别传统思想文化、文学批评中的精华、糟粕相当慎重，对一些看似与今人大道理不相侔而其实内涵复杂的命题或理论不轻易断定其为糟粕，这已经成为他长期养成的一种思考习惯，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他人生阅历的结晶，是他观察和熟睹了翻云覆雨、苍茫世澜而后得到的思辨智能。我以前曾撰文介绍说：顾先生“不为一时的风气所左右，不拘一切陈见旧说，在学术精神上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清醒和自觉。”“体现了学者的良心和公允。”[8]主要指的也正是他对当时各种糟粕论的怀疑、拒绝，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学者品格和气度。

正是本着积极阐释、正面评价的态度，顾易生先生在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往往会从新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问题，立说异于时论，这尤以《先秦文学批评》为其代表。如对于儒家文论，注重总结其多方面的成就，揭示其崇古口号中的创新意义。对于道家表面消极实蕴精微深刻见解的文艺观，阐释新义尤不遗余力。即使对于法家，在其排斥甚至禁毁其它各家文辞著述的背后，仍指出他们对论说文写作方式方法与接受心理方面的特殊见解，从而在先秦文学批评史上给予其一席地位。对一些具体观点的分析，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著述态度的存在。比如他指出，孔子“思无邪”所定的界限其实还是相当宽广的，“无邪”指诗歌的中和之美，是“仁、礼”思想的体现，而“仁、礼”思想在当时提出实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此不能用后世对“无邪”偏狭的理解去简单评价孔子本来的学说。

顾先生认为，从夏王朝起至清末，君主专制制度延续了四千年，然而民主精神、人道思想的闪光时时炽耀于思想史、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上。因此，他非常重视去发现、总结和肯定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包括从老子、孔孟、墨翟、杨朱、陶渊明、李白、韩愈、柳宗元、苏轼，一直到龚自珍等人，抉发其思想、文学和文论的精华。他也很重视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异端精神，视其是对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及文学批评传统的重要补充和丰富，如他对清初批评家廖燕的论述和褒扬。

这些都反映出顾易生先生自觉的现代意识，他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既非以古释古，亦非以今释古，而是本着对传统与现代合理的、整体的把握，将传统文论中原有的符合现代精神和意识的涵义从正面加以深刻地发掘和全面地整理，并作出积极阐释，使文学批评史研究在显示出传统文论现代意义的同时，也使现代的文学精神和意识借此而回眸其中流淌着不息的传统的血脉。当然积极阐释、正面评价并非放弃对传统思想文化和文学批评中“劣质物”的挑剔，事实上顾先生在这方面也是努力而为的，只是与时人研治文学批评史相比，他的前一个特点更呈显著的学术个性，而且就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而言，这一点也当更富有建设意义。

 

 

顾易生先生通过长期潜心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对这门学科有其个人深切的会心和认识，他以下几点思考值得提出来作一介绍。

一、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具有综合性与交叉意义的学科”。这不仅是指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应当紧密结合文学创作实际即文学史的研究来进行，而且应当将它放置于更加广阔的思想文化艺术背景之下，通过对它们错综复杂的共生共存和互动关系的细心梳理，以及通过古与今、中与外的合理的比较，来揭示古人文学批评及理论的真义和真理，把握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他说：“为了理解历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须要与各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哲学思潮、政治社会背景相联系，与现代以及外国的有关学术文化作比照。”[9]古人提出并运用的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概念、范畴、术语等，与众多思想艺术门类的一体性关系非常密切，比如气、神、韵、境、风骨、文质等等，无不如此，若不参照它们在其它门类中被使用的例证，是无法对其原义解释清楚的，而若不能合理联系当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理论作对照或对其进行剖析，要想完全凸显古代文论的民族性及时代性，也将十分困难。因此孤立化的研究可能导致的不仅仅是事倍功半，甚至还可能探不到文论的“玄珠”，从宝山空手而归。顾先生熟悉先秦诸子学、古代社会史及学术史，他早年跟随导师朱东润教授就读研究生时，撰写了《李义山诗的思想内容》、《韩愈的尚奇与韩文与辞赋骈文的关系》等论文和《柳宗元》书稿，治学的兴趣主要在作家作品方面，后又参加朱东润先生主编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编写工作，自己主编、撰著了《宋词精华》、《韩愈散文选集》等，对文学作品及文学史相当娴熟，又多才多艺，长于书画、诗词创作。这使他从事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每有独到、亲切的体悟及确切的总结。面对文学批评史这样一门综合交叉学科，在研究的方法上，顾易生先生强调应当同时吸取传统朴学方法与近、现代科学理论及方法，使两者并为我所用。他说：“需要我们吸取传统朴学的文字训诂考据经验，运用近、现代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广泛的材料搜集、系统整理和多角度、多层次的辩正。”[10]对于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来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比较研究，不能忽视人类“同相”的基本存在。比较研究是文学批评史众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方法，长期以来研究者或有意识或无意识，或显或隐地运用着这种方法，当下流行更甚。顾易生先生对此颇多关心，常有思考。他对通过所谓比较研究，人为地强化古今、中外之分歧或“异状”，从而引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教训强加予人这样的做法深不以为然。他撰文指出：“近年文论史研究领域中出现比较中西文艺观的可喜景象，令人广开眼界。然而有些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论崇尚‘载道’，而西方则重在个性解放，截然划分，随加抑扬；据孤陋之闻见，窃有所疑。”接着他以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曾出现尊重个性的闪光，西方文论中亦有近似“文以载道”的说法为例，说：“文学作为人学，东西种族风土虽异，而大家都是人，其文艺观念尽管千汇万殊，必多‘英雄所见略同’者。”[11]肯定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及文学思想既有差异性，也有共同性，而共同性又是基本的一面。古人与今人的异同关系更是如此。基于这样的事实，开展文学批评史的古今中外比较研究就应该同时兼顾同与异两个方面，没有同，何来异？如果离开两者基本的相同性，只是孤立地去研究相异性，得出的结论就不可能是全面的，因而也不可能是科学的。相异性研究在比较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相同性的研究也是比较研究题中应有之义，而无论是相异性还是相同性研究，都不应该离开对方，失去依存的一方即意味另一方也不再存在。顾易生先生的意见是否可以为今天从事文学及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者所参考呢？

三、文学批评史应当注意对薄弱环节的研究。从前由于研究风气和条件的限制，对文学批评史的论述往往主要限于唐以前，对宋以后的研究则呈逐渐递减的状况，后来虽有所改变，这种现象还是依然存在。顾易生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即提到系统性地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此应当更加重视研究宋以后的文论。他在《古代文论研究管窥》一文说：“我们当前对古代文论的研究，似乎有偏重唐以前的倾向，其实宋元明清的材料更丰富。并不是说对唐以前文论的研究已经精华发尽，但对宋以后文论的研究当更有回旋余地。如果能对历代有代表性文论家的著作逐一进行全面的清理，……这就为编写系统性的文学批评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于文学史研究，顾先生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他为日本佐藤一郎先生《中国文章论》作序指出该著特点，“其重点在评介唐宋以后古文，尤突出明清以至近代、现代之文，以濡染之巨笔有力地充实了文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至如书中关于王阳明、戴名世、曾国藩等章节，更属填补空白。”对以上特点表示赞赏。这些都反映了顾易生先生对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研究关心之重点所在。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与提高整体研究水平是相一致的。近年来对文学批评史薄弱环节研究的状况得到改善，但是仍然属于大有可为的领域，因此顾先生这一提示仍然可以给我们启发。

 

（邬国平）

 

1、《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齐。（合作主编，执笔宋元、明清、近代诗文词论批评。）

2、《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全部出齐。（合作主编，执笔先秦两汉卷中的“先秦文学批评”部分、宋金元卷中的“北宋诗文批评”、“宋代词学思想和理论批评”部分。）

3、《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二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合作主编，执笔宋、金、元、明诗文词批评部分。）

4、《顾易生文史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1.            《试谈韩愈的尚奇及韩文与辞赋骈文的关系》，《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中华书局1962年

2.            《苏轼的文艺思想》，《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

3.            《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

4.            《<庄子>的散文艺术与思想》，《复旦学报》1980年第6期

5.            《清初廖燕的异端精神与文学批评》，《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

6.            《北宋婉约词的创作思想和李清照的<词论>》，《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

7.            《古代文论研究管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4年1月3日

8.            《试论老子的文艺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1期

9.            《孔子论<韶>考》，《学术月刊》1987年第4期

10.        《庄子的文艺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

11.        《孟子》，《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12.        《先秦文学批评》，《复旦学报》1989年第5期

13.        《试论屈原的文艺思想》，《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4.        《深深的祝愿 朦胧的遐想——<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十周年学术笔谈（一）》，《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3期

15.        《豪杰之文论——苏洵文学理论批评初探》，《阴山学刊》1993年第3期

16.        《英雄割据虽已矣 文采风流今尚存——曹操文学批评与曹丕、曹植文论中若干问题新探》，《文史知识》1993年第10期

17.        《<中国文章论>中译本序》，《中国文章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18.        《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9.        《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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