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先生，1926年6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山县（今上海市金山区）。先生的家邻近金山卫，离杭州湾仅数里之遥，平日里就能听到涨潮时海水奔腾的声音。先生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美丽的海滨度过的。上个世纪末，东方出版中心约请著名学者撰写“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先生在为自己所著的一册写的序中还说：“记得小时候母亲有时带着我到海滨游览。我在海边沙滩上很高兴地拾取贝壳，看着海水慢慢涌上来，发出冲击的声音。此情此景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印象还是颇为深刻。上海市虽地处东海之滨，但市区广大，大部分地方看不到海。我目前住在浦西一座大楼的九层楼上，也看不到海。书斋取名为望海楼，聊以寄寓怀旧之情而已。”辽阔的大海和天空，云起云飞，潮涨潮落，成为先生心中永久的记忆。

王先生的父亲是当地的中学教师，爱好文史，富有藏书。先生初小毕业后，便留在家中，在父亲指导下学习，以诵读古书、学写古文为主，也学一点数学和英语等。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登陆，王家的房屋、藏书全付劫灰，一家七口仓皇逃难，到了上海。在艰难竭蹶之中，先生坚持学习。1941年考入高中，只读了两年，便又考入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中文系。当时复旦大学已迁往重庆，这个补习部是由部分留沪教师办的。抗战胜利，本部迁回，补习部即与之合并。在大学学习期间，先生读了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冯友兰、钱穆等人有关中国文史方面的著作，也读了不少中外学者关于古代社会、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论著（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也很受启发。1947年，王先生大学毕业，总成绩名列文科第一，留校担任助教，从此开始了在古代文学园地中的辛勤耕耘。

王先生原对文学创作很有兴趣，也曾写过短篇小说，但后来觉得还是研究工作更适合自己的个性。留校任教后，系主任陈子展先生鼓励他多作一些古代文学的专题研究。先生打算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汉魏六朝文学领域内。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选择该时期的乐府诗作为首先著重研究的对象。先是研究六朝乐府中的吴声歌曲与西曲，在1948年夏至1950年夏的两年内，写了七篇论文，后结集为《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稍后又扩大到汉魏乐府，以其中的相和歌辞为重点，兼及乐府官署、清乐沿革等问题，写成若干论文，后汇集为《乐府诗论丛》一书[1]。王先生对于汉魏六朝乐府诗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被赞扬是填补空白之作。其中不少见解以及作者敏于发现问题、在广搜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精密考证的功力，至今常为学术界所称道，在国外也很有影响。可以说这一研究成果已奠定了王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地位，当时他还只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

从五十年代中后期起，王先生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唐代文学方面，发表了许多单篇论文。有的是对某一作家、作品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很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如考订寒山子诗歌的年代，考论李白《蜀道难 》的写作年代与主旨，考证《虬髯客传》的作者，论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等等，都发人之所未发，解决了一些存疑已久的问题。有的论文则是对某一时期的创作进行综合的研究，作宏观的把握。如《释〈河岳英灵集〉论盛唐诗歌》、《〈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录标准》、《元结〈箧中集〉与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等，都从分析总集入手，联系社会政冶背景、文人的审美意识和创作中的普遍倾向，以考察一时期或一流派的文学创作总体特征。又如《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唐代诗歌与小说的关系》，著重探讨、辨析不同体裁作品间的关连，主要是分析传奇、诗歌以及变文等通俗文学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由一个方面揭示了唐传奇和叙事性诗歌变化发展的原因。唐代文学研究中原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唐古文运动是促进传奇发展的一种动力，王先生在《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一文中，反对此种说法，认为唐传奇的文体以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为直系祖先，而在发展过程中又接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这一论断新颖而合理，豁人耳目。再如《简论唐文文体》指出了晚唐五代古文势力不敌骈文的事实，《唐人的诗体分类》则理清了诗文体制分类上一些容易夹缠的向题，都是高瞻远瞩、以简驭繁、举重若轻之作，若不是有长期的积累、宏通的识力，是无法写出这样的文章来的。

王先生还曾于1959至1960年间主编并参与撰写了《李白诗选》和《李白研究》。当时他为五六级学生开设“李白研究”课，这两本书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产物。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部分教师和五六级部分同学参加了工作。这两本书都具有特色，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重现与好评，被誉为李白研究中的重要收获。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王先生又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他参与了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工作。可惜到1963年，这项工作便中断了。1979年刘先生病故后，王先生与顾易生先生等继续编写工作，由王、顾二位先生担任主编。到1983年，终于全书告竣。全书分为三册。王先生除任主编外，并撰写了上册（先秦至唐五代）的绝大多数章节，约占该册的五分之四。（此外李庆甲先生亦参与该册的撰写。）这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内容系统全面，不但如以往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一样介绍诗文批评方面的内容，而且大大加强了小说、戏剧批评方面的介绍。出版之后，广受读者欢迎，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并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该书第一册的编写工作，正处于“极左”风气之中，但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故而书中观点比较稳妥，叙述亦平实，具有长期的生命力。约二十年后，在王、顾二位先生的主持下，又以此三卷本为基础，吸取了新的研究成果，加以增删重写，成为上下两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同样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王运熙先生又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了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该书的撰写历时约十年，于1996年方才竣工出齐。全书规摸宏大，洋洋逾三百万字。其撰写工作继承了实事求是的优良学术传统，体例与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相近，而搜罗极详，论证合理，新见迭出。问世之后，获得海内外学术界的很高评价，曾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许多奖励。在主编这部宏大著作的同时，王先生亲自参与了其中《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和《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将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融汇贯注于其中。这两册著作曾分别获得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二等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研究员在《中古文学史料出版与研究展望》[2]中评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为“集中古文论研究之大成”的著作。文研所研究员、《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在《由传统学问走向近代学科——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轨迹述略》一文[3]中，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列为“学科成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认为本书特色“在于体系的完整和内容的切实，对于有关材料收集得非常全面，几乎是‘竭泽而渔’；而对于材料的处理也非常严谨，既能抉发其深层蕴义，纤毫无隐，又严格把握，如实分析，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本书事实上也是在‘面’的层次上对近百年来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的提升。”日本国广岛女子大学教授柳川顺子评论《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说，该书是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大著”，“从广泛的范围内搜集丰富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始终坚持有根有据地说明这一时代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况”，“在重视客观实证性的研究态度方面，以及某些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见解方面，确信本书毫无疑问是这一领域内划时期的论著”[4]。

王运熙先生长期以来勤勤恳恳从事于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所培养毕业的研究生共有二十余人，现在基本上都在高等学校任教或在出版机构从事专业工作，有不少人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王先生曾负责组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十余年直至退休。又曾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三、四届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三、四、五届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三届会长、中国李白学会第一、二、三届副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第一、二届会长等多种中国古典文学方面学术团体的职务。

王运熙先生关于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王先生对于古代文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体、气、文质、风骨、比兴、奇正等，都进行过深入探讨，加以准确的阐释。尤为可贵的是，通过阐释，上下贯通，联系文学创作，从而以小见大，得出某些规律性的结论。

例如《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一文，指出“体”字往往具有类似于今日所谓风格的含意。不仅可以指因文章体裁而异的文体风格，更常常指说一个作家或一群作家、一个流派的主要创作特色，还可以指称某一时代的主要创作倾向即时代风格。王先生不仅列举自建安至明代的许多诗文评论方面著作中的资料，而且举出创作中的资料（如鲍照《学刘公干体》、《学陶彭泽体》、江淹《杂体》等）为证。不仅说清了体字的含意，更藉此论述了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指出了重视风格、重视作品的总体风貌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的传统，从而也有助于对《文心雕龙》、《诗品》等著作的研究。

又如关于文质这一对概念，有许多学者认为相当于今日所谓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他们认为“文质彬彬”就是指作品内容与形式结合得好。这种看法影响很大。但王先生则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指的是作品风貌的华美与质朴。“文质彬彬”乃是就作品外部的艺术风貌、语言风格而言，指其既不过分华艳，也不是质木无文，而是华丽、质朴两方面结合，恰到好处。文、质不但用于评论作家、作品，概括一时代的文学总体风貌，还被用来说明文学的发展规律等。王先生写过三篇文章加以论述，可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5]。这些论文指出文质这对词语在古代文化学术中被使用的广泛性，论述了这对词语用于称述人物、论政治社会生活与论文之间的关系。王先生说：“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诗文被奉为文学作品的正统体裁，其艺术特点常首先体现在词句的或文或质方面，讲究人物描写与故事情节的小说、戏曲不受重视。因此，文质及其变化情况，成为批评家衡量作品特色及其变化的一项重要标准。”“古代批评家要求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动人风貌。当他们不满于文坛风气过于靡丽时，便强调‘质’的方面；而当文风过于质朴时，又有人出来强调‘文’的方面。‘文’‘质’这对概念，也体现了古人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求和他们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 王先生进而考察这对概念在中古时期的使用情况，具体地指出：“文质论几乎成了南朝以至唐前期文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从中唐开始，无论是诗歌方面还是文章方面，论者就很少再谈文质、再标榜文质彬彬了。这样的见解，从考索词义出发，论及古代文论的总体特点和发展过程，高瞻远瞩而实事求是，令人信服。

再如对于“风骨”的理解。《文心雕龙》有《风骨》篇，以后风骨成为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可是对于风骨的理解，甚为纷纭。在中国大陆，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有过规模较大的讨论，七十年代后期又有过一次讨论，迄今意见尚未能一致。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曾有“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结言之端直者，即文骨也；意气之骏爽者，即文风也”等语，意在强调不可舍辞、意而别求风骨，不然将言之愈高，即之愈渺。其用心甚嘉，然而明而未融。后人引申，易滋误解。在讨论中，有的学者即以为风骨内涵包含了健康美好的思想内容。王先生从1962年起，相继作《〈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文心雕龙·风骨〉笺释》等文加以论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和《望海楼笔记》等著作中也有相关的内容。王先生的意见始终一贯。他认为“风骨”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优劣、美恶邪正而言，而是就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风指思想感情表现得明朗，骨指语言质素精要而劲健有力，合起来就是指一种鲜明生动、劲健有力的优良文风。王先生并结合魏晋南北朝人物品评、绘画和书法理论，以阐明文论中风骨的含义及其产生的背景，论述便更有深度。王先生又从刘勰等南朝文论家之言风骨，进而讨论建安风骨以至盛唐诗坛对建安风骨的向往、追踪，这样就把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一些重要现象联贯起来，表现出一种高聸远瞩的宏通的学术眼光。王先生还澄清了关于建安风骨的一种常见的误解，即以为建安风骨的主要内容，是指那些著重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他说刘勰、钟嵘、萧统等人对建安时期那类内容的诗其实并不特别重视，他们喜爱的乃是所谓“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即公宴、赠答之类的作品。这一论断对于读者正确理解风骨含义颇为要紧。王先生说：“在阐述风骨、建安风骨涵义时所以产生上述误解，看来跟建国后数十年来评价作品时强调政治标准第一不无关系。” 而王先生正是因为能始终坚持科学态度，坚持从资料出发、尊重事实、独立思考的原则，所以才不致于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一时的风气所左右。这已不仅是学问深浅的问题，而且是一种学术品格的问题。

 

王先生对于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许多重要文论家、文论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重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不少难点进行分析，作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

关于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萧统《文选》、殷璠《河岳英灵集》、陈子昂、李白、杜甫、元结、韩愈、白居易、《旧唐书》的编者以及严羽《沧浪诗话》等，王先生都写过单篇论文加以探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和《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所论述的范围当然更为广阔。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内的辛勤耕耘，既广泛又深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文心雕龙》，王先生除了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专设一章加以系统论述外，前后共发表过二十余篇单篇论文，后汇集为《文心雕龙探索》一书[6]。这些论文所论范围遍及《文心雕龙》的各个方面。或从全书着眼，论述其性质、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探求刘勰评论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标准；或对《文心雕龙》的某些篇章如《原道》、《辨骚》、《乐府》、《谐讔》、《风骨》、《总术》、《物色》等进行剖析，探其真意；或阐释某些重要概念和难解语句的含义。这里仅就其部分内容作一简略的介绍；

关于《文心雕龙》的性质，学界多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有系统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王先生则一方面肯定其在文学理论批评上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指出其原来的宗旨是指导写作，谈作文的原则和方法，是一部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其基本思想，则是宗经与辨骚相结合，即主张雅正与奇丽相结合。刘勰提出这一基本思想，也是从指导写作、纠正不良文风的角度出发的。王先生的这个观点，早在1981年就已提出来了，它关系到对《文心雕龙》的总体认识和研究的出发点，非常重要，发表后得到了学界的赞同和响应。

关于刘勰论文的思想标准，王先生指出，刘勰虽主张作品内容要涉及政怡，起到规讽作用，但并未主张反映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他对汉乐府评价很低，对建安诗歌也不重视其反映社会功乱、人民痛苦的内容，都是明证。这与后来杜甫、白居易的理论主张是不一样的。王先生进而指出，这种区别实际反映了南朝和唐代两个不同时代文学创作和评论风尚的差别。关于《文心雕龙》论文的艺术标准，王先生强调，刘勰特别重视的是语言文字的形态色泽和声韵之美，重视的是作品语言的华实结合、文质彬彬。对于诗赋和一部分骈文，刘勰还要求抒情真切、状物具体生动，但人物形象的描绘，则并未引起刘勰的重视。王先生着重指出，刘勰对骈体文学语言方面的各种要素，即对偶、辞藻、用典、声律等，是非常重视、积极肯定的，他是骈体文学主要表现手段的热烈拥护者和宣传者。在艺术方面，刘勰主要不是主张复古，而是主张新变；他只是以复古为手段来纠正当时新变潮流中的一些流弊而已。王先生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对于纠正学术研究中的某些偏颇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文心雕龙》中的一些重要篇章，王先生作了深入的研究。《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原道》，颇受学者注意。或由该篇探讨刘勰的哲学思想，或据以论证刘勰的文学思想以“自然”为宗。王先生的《〈文心雕龙·原道〉和玄学思想的关系》一文，言简意赅，指出刘勰将自然之道与儒家之道溶合起来，归于一致，乃是当时玄学名教与自然合一思想的反映；并指出刘勰以“自然”论文，实际上是鼓吹骈体文学的合理牲，为骈文之讲究语言形式美张目。又《辨骚》篇，曾有学者认为应与《明诗》以下的二十篇同归于文体论部分。王运熙先生《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一文，不仅有力地论证了该篇不属文体论，而且结合全书，说明该篇是体现刘勰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的重要篇章。这篇论文发表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可说对于《文心雕龙》研究起到了某种奠定基础的作用。

王先生对于《文心雕龙》中的语词、概念的阐释，当然以对风骨的分析最为重要，已见上文所述。此外，如对“物”、对“研阅以穷照”的解释，也颇要紧。王先生指出《神思》、《物色》等篇中的“物”仅指自然风景和宫殿建筑等有形有声、可以耳闻目睹之物，而不是泛指客观外界的事物。这一结论对于理解刘勰以至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都颇重要，使我们明白自然风景的描绘在当时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所占的特殊地位。不少研究者在论述《神思》篇“神与物游”一语时，将它视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认为刘勰已正确解决了作家构思中主观情志与客观外界的关系问题，那其实是不够确切的。关于“研阅以穷照” ，许多学者认为“阅”指阅历，“研阅”指研究生活经历，从而得出刘勰重视生活经验对创作的作用的结论。王先生则指出“研”“阅”二字均为动词，“研阅以穷照” 是指钻研他人文章，吸取其艺术方法和技巧。王先生说，刘勰论创作准备时只强调学习他人作品而不注重作者的生活经验，这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创作和理论的局限。不难看出，王先生在阐释个别词句时，总是目光宏通，由小见大，往往得出一些宏观的、具有规律性的结论。

关于钟嵘《诗品》，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也有专章论述，此外发表过《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钟嵘〈诗品〉与时代风气》、《钟嵘〈诗品〉论奇》等多篇论文。

对于这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古今学者都感到有一些迷惑难解之处。首先是有关该书的体例，有人攻击其评论汉魏迄梁诗人而常说某人出于某人，乃出于附会；其次是认为该书将诗人分为三品，品骘高下往往失当，尤其是对钟嵘列陆机、潘岳于上品，陶渊明、曹操反屈居中品以至下品，甚为不满。王先生的研究，针对这二者作了很好的辨析、阐释，令人信服。

王先生指出：钟氏分诗人为出于《国风》、出于《小雅》、出于《楚辞》三个系统，又常说某人出于某人，乃是因为其评诗重在分析诗人作品总的体貌特征即风格，而那又是南朝人诗歌创作和评论风气的反映。学习仿效前代名家的体貌风格，已经成为南朝诗歌创作中的普遍风气，而从作品体貌来分析探讨作家和文学流派的特征，也正是当时评论界的普遍做法。至于分为出于《国风》、《小雅》、《楚辞》三系，实际也是南朝人视《诗》《骚》为历代诗赋创作之祖的观点的一种表现，而这样区分基本上也是根据文质兼备、偏于质、偏于文几种情况加以划分和归纳的，凡此都与时代风气相通，并不足怪。

钟嵘评陶渊明时说其诗出于三国时的应璩，历代不少学者感到费解：陶渊明是著名的田园诗人，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应璩《百一》诗则语含讥刺，二人诗中所体现的处世态度全然不同；且陶渊明诗以自然著称，其诗是他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何尝有意模仿某人？王先生对这一问题做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解释。他首先从《诗品》全书义例出发，指出钟嵘之意，并不是说二人诗作题材等方面的近似，而是言其体貌风格的相似。钟嵘说陶诗“省净”，被人们认为“质直”，是“田家语”，又说应诗“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正是从语言风格上指出二者的一致性，即都质朴少文。然后王先生又将二人作品加以具体的对照分析，从应、陶之作在语言通俗、口语化，时有诙谐的风趣，以及喜用通俗语言说理发议论等方面，举出实例进行说明。这样的解释，是真正读懂了《诗品》、将全书融会贯通的表现。

至于钟嵘《诗品》置潘岳、陆机于上品而置陶渊明于中品、曹操于下品，王先生从钟嵘的诗歌审美标准出发加以说明。王先生说钟嵘评诗特别注重风力和丹彩；风力固然重要，然而丹彩即文辞美丽，在钟嵘心目中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二者结合才算是趋于完美，某一方面偏胜便不够理想。陆机虽在风力、文采方面都比不上建安时代某些优秀的作者，但在二者的结合上却做得较好，因此有大家风度，堪为西晋诗人之首。陶渊明诗风质朴，曹操尤为“古直”，故虽然具有风力，但因缺少“丹彩”，只能屈居中下。后人看来觉得不公，那是因为审美标准不同之故，在钟嵘却是顺理成章、持之一贯的。王先生更联系刘勰等南朝批评家的文学思想，强调钟嵘的审美观念与时代风气一致，强调重视语言文辞之美丽（而且是骈体文学的美丽）是当时人心目中十分重要的艺术标准。

关于南朝人以文辞之美作为重要的艺术标准这一点，王先生在《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从〈文选〉选录史书的赞论序述谈起——谈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特色》、《〈文选〉所选论文的文学性》、《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南朝文人最重视骈体文学》等论文中从不同角度反复加以论述。不仅如此，王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骈体文学语言美的标准尺度，在唐代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从总体看，在唐代还是骈体文学（包括骈文与律体诗）占据优势地位。他在《唐代诗文古今体之争和〈旧唐书〉的文学观》、《中国中古文人认为作品最重要的艺术特征是什么》等文中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再进一步，王先生将重视语言风格作为我国古代前中期文论以至后期的正统文论（主要指诗文理论，不包括小说戏剧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提出来。对于语言风格可以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如骈文家主张华彩，古文家主张雅洁，但总之着眼点均在于语言风貌。王先生还指出，在某些领域内，文论家们对于抒情写景也很重视，而对于人物形象的描绘，却是长期以来不予重视。这与今天研究文学的特征时首先提到人物形象是很不一样的。这无疑与长期以来“高雅”的诗文创作占统治地位、比较通俗的叙事文学（如乐府民歌、俗赋、志怪、传奇、变文）受轻视有很大关系；“直到明清时代戏曲小说大为发展，得到许多文人的注意、爱好并从事写作时，才有很大的改变。”（《从〈文选〉选录史书的赞论序述谈起——谈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特色》）王先生的这一结论，是在纵观全局、观察漫长历史时期大量创作和文论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王先生对于唐五代文论的研究，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上文提到的《唐代诗文古今体之争和〈旧唐书〉的文学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文将《旧唐书·文苑传序》、《旧唐书·韩愈传》以及《元稹白居易传》等篇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指出《旧唐书》史臣大力颂扬元、白，对李白、韩愈评价却不大高，那表明史臣是站在肯定骈体文、律体诗的立场。王先生又将这一现象放在整个唐代诗文发展的背景上进行观察，从而指出《旧唐书》史臣的态度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唐代骈体文学始终占据优势地位、晚唐五代更是古文派衰落不振而骈体诗文占压倒优势这一趋势的反映。然后又将《旧唐书》与《新唐书》编者的态度相比较，从而指出其态度之差异，反映了晚唐五代和北宋两个时代文学创作风气和批评标准的巨大变化。这一结论，与通常的过高估计韩柳古文运动的论调相比，显然符合历史的真实，令人清醒。再有对《河岳英灵集》、《箧中集》、《中兴间气集》的研究，也都是从一部选集联系到一个时代，从编选者的理论批评联系到一时代的诗歌创作风气，由个别到一般，得出某些规律性的认识。

这里还必须谈到王先生对于韩愈文学好尚的分析。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觉，即认为韩愈提倡古文，解散骈体，其散文创作是比较平易流畅的，与其诗歌的务求奇崛不同，所体现的文学好尚是正相反对的。王先生则将韩愈所作古文与唐代流行的骈文进行比较，又联系韩愈在理论批评方面崇尚奇崛的言论，还举出当时人(如裴度)批评古文的言论，从而指出：韩文与韩诗的基本风格是一致的，其特征都是力避庸弱圆熟，追求雄奇奥折。王先生的这一论述，主要见于他的《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一文。这也是一篇融会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贯通文学史与批评史的力作，让人读了之后，真有左右逢源、惬理餍心之感。

最后，再看王先生对严羽《沧浪诗话》的研究。对于这部影响深远的诗论著作，明清两代以至今人都很重视，而对它的认识、评价出入很大。王先生认为，严羽倡言兴趣，是针对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弊病而发。强调兴趣，实际上就是要求诗歌具有抒情诗的艺术特征和感染力，要求诗中有真实感受和具体形象，要含蓄、自然浑成。兴趣的要求具有普遍性，并不仅仅局限于王维、孟浩然冲淡空灵一派。如王士禛那样将严羽的“兴趣”理解为仅指王孟一派，并不妥当。而且单从兴趣这个标准来看严羽的诗论，也是非常不全面的。《沧浪诗话·诗辨》明明说“诗之法有五”，兴趣之外，还有体制、格力、气象、音节，必须全面地看。再结合《沧浪诗话》全书，结合严羽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议论，特别是对许多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对李白、杜甫的推尊，再结合严羽本人的创作倾向，就可以知道严羽喜爱风格偏于壮美一类的诗歌，要求诗歌气象浑厚、笔力雄壮、音节响亮，具有遒劲的风骨。《沧浪诗话》这一方面的艺术要求，是针对南宋四灵派之纤巧作风而发。王先生又认为，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谓水月镜象等等说法，看似玄虚，实际上是借用禅语论诗，只是一种比喻而已，其本意也就是要说明诗在艺术上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高超境界罢了。那当然也并不仅限于冲淡玄远之作。总之，王先生对于《沧浪诗话》的研究，对于过去许多评论者断定严羽诗论属于王孟家数的成见，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并作了有力的论证。

 

 

从以上的介绍，不难看出王运熙先生从事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下面再作一些简单的归纳。

一、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研究。在读书、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每一位认真负责的学者所向往的。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求得真知，不断创新，才能一步一步地提高学术的水平。王先生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因此他的研究成果，都具有独创性。他不止一次表示，他一直喜欢写单篇论文，不大喜欢写有系统的成部著作，因为前者便于以较精炼的文字发表自己的见解，无须为了表述得全面系统而重复人家以至自己已经说过的话。当然成部的著作也是需要的，也有富有创见和开拓性的高水平之作，但王先生说就他个人而言，最愿意写的还是单篇论文，其数十年来的研究心得，更多地体现于单篇论文中。

二、释古的态度。对于文论家的许多表述和文学批评史上存在的许多现象，特别是许多在后人看来费解之处，王先生既不盲目地信从，也决不作简单的否定、批判，而是虚心地体察、认真地研究其本来的意义，探讨那些现象、言论产生的主客观条件，探讨为什么在一定的时期发生了那样的现象、提出了那样的言论。

王先生认为，文学批评史研究，首先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描述出历史的本来面貌，然后才谈得上对历史表示我们的态度和吸取其经验教训。王先生自述，他在读大学时了解到“五四”后文史研究中有信古、疑古、释古等派别，他曾饶有兴趣地读《古史辨》，翻阅《崔东壁遗书》，但后来却更倾心于释古派，觉得它更为客观合理。王先生多次说自己服膺《礼记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司马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话，把它们当作治学的座右铭。所谓“心知其意”，就是在虚心体察古人所处条件的基础上，尽可能正确地理解古人的原意，也就是所谓对历史的同情的了解。王先生在文学批评史研究中，也正是这样做的。上文所述对钟嵘《诗品》的研究，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三、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到，王先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往往从辨析某些重要的语句、概念、范畴入手，或从讨论某篇文论、某些批评言论入手，进而归纳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例如从分析文质概念出发，而论及整个中古文论以至整个文学批评史中要求语言风格文质递嬗的规律；又如从研究《河岳英灵集》出发，讨论所谓盛唐气象的特色及其形成原因，等等。甚至从《文心雕龙》中的“物”字的含义，联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自然风物描绘的重视。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由于目光宏通、对整个中古文学史、文学批评史都了然于胸的缘故；也是由于在这方面具有自觉性，不愿意将目光和精力仅仅限制于局部枝节方面。

四、将研究对象放在广阔背景上加以观察，注意考察事物多方面的联系。王先生自觉运用辩证的方法，将研究对象看作系统中的事物，而不把它孤立起来。

王先生一再强调，对于历史上的文论家，必须统观全人，避免以偏概全。我国古代文论家往往并非有意于创建某种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他们在某种场合，出于某种原因，常强调一点而不及其余。因此今日欲真正了解其文学思想，必须全面体察。王先生认为这里面尤其重要的要是把文论家的理论原则和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结合起来看。这是因为表述理论原则时一般总比较简约，容易笼统，而且有时由于传统思想的约束，可能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反不如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中能显示其真正的爱好和兴趣所在。因此有时看其具体评价，较之看其理论原则更为重要，更能探其实质。此外，古代文论家常常同时也是作家，因此还应该将文论家的言论与其本人的创作联系起来观察。

王先生特别强调将文学批评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文学批评史研究者至少必须熟悉有关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若从理论到理论，单从逻辑推论出发，只作抽象的思考，那就决不可能准确理解文论史上的许多概念、命题，不可能懂得某种文学主张出现的背景，总之不可能真正读懂文论家的著作。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上文所述王先生对《沧浪诗话》的研究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王先生非常注意纵横两方面的联系。这里面首先是将某一文论家的主张与前代文论、与同时代文论互相联系比较。这样便可以知晓其主张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地位，看出某种主张与时代风气的关连，而且通过纵横的联系比较方能将问题看得更清楚。比如王先生对整个中古时代文论的艺术标准的概括，就是将中古时代许多文论家的主张参互比较得出来的结论，是从丰富复杂的事实出发的，所以符合历史的实际。如果不是从历史上客观存在事实出发，而是仅仅执着于一般文艺学教科书中情感、形象之类标准，那就会忽视古代文论家有关语言风格的要求。而如果不经常进行纵横两方面的联系比较，也不可能作出规律性的概括。

总之，王运熙先生总是力求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描画出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真实面貌，并探寻其规律。他总是在踏踏实实研究个别问题——包括做好坚实细致的考订工作——的基础上，高聸远瞩，作出宏观的结论，得出规律性的认识。王先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是他读书治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这方面的辛勤劳动，在这方面对于真知的孜孜不倦的探求，为学术建设、为文化积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明）

 

王运熙先生论著论文目录

1.      《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7月出版

2.      《乐府诗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出版

3.      《李白诗选》(主编，署“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8月出版

4.      《古代诗歌选》(4册，与顾易生、徐鹏合编，署名王易鹏)，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1962年出版

5.      《李白研究》(主编)，作家出版社1962年6月出版

6.      《中国文学批评史》(3卷本，与顾易生共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8月、1981年11月、1985年7月出版

7.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

8.      《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

9.      《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3月出版

10.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二卷，与杨明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

11.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7卷本，与顾易生共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至1996年6月间陆续出版

12.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三卷，与杨明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13. 《乐府诗述论》(含《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

14. 《文心雕龙译注》(与周锋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15.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16. 《望海楼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出版

17. 《历代诗歌浅解》(《古代诗歌选》的修订本，与顾易生、徐鹏合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18.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2卷本，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19.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1.      《乐府前溪歌杂考》，《国文月刊》75期，1949年

2.      《离合诗考》，《国文月刊》79期，1949年

3.      《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国文月刊》81期，1949年

4.      《伟大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解放日报》1953年6月15日

5.      《说黄门鼓吹乐》，《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6期，1954年5月10日

6.      《汉代的俗乐和民歌》，《复旦学报》1955年第2期

7.      《吴声、西曲中的扬州》，《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1955年

8.      《七言诗形式的发展和形成》，《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

9.      《论〈孔雀东南飞〉的产生时代、思想、艺术及其问题》，《语文教学》1956年第12期

10. 《从诗论看我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的一种原因》，《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87期，1956年1月8 日

11. 《汉代鼓吹曲考》，《复旦学报》1957年第1期

12. 《南北朝乐府中的民歌》，《语文教学》1957年第9期

13. 《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复旦学报》1957年第2期

14. 《陈子昂和他的作品》，《文学遗产增刊》第4辑，1957年

15. 《谈李白的〈蜀道难〉》，《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44期，1957年2月17日

16. 《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82期，1957年11月10日

17. 《读〈柳毅传〉》，《语文教学》1957年第3期

18. 《〈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98期，1958年3月2日

19. 《乐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关系》，《文汇报》1959年7月7日

20. 《蔡琰与〈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68期，1959年7月5日

21. 《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复旦学报》1959年第七期

22. 《略谈李白〈蜀道难〉的思想和艺术》，《语文教学》1960年第4期

23. 《谈高适的〈燕歌行〉》，《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15期，1960年5月29日

24. 《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风的关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62期，1961年5月7日

25. 《王维和他的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出版《王右丞集笺注》代序

26. 《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文汇报》1961年7月29日

27. 《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同上副刊第378期，1961年8月27日

28. 《李白为什么景仰谢朓》，《文汇报》1962年7月28日

29. 《杜甫的文学思想》，文汇报》1962年4月11日

30. 《王昌龄的籍贯及其〈失题〉诗的问题》，《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03期，1962年2月25日

31. 《范晔〈后汉书〉的序和论》，《文学遗产增刊》第10辑，1962年

32. 《读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山东文学》1962年第6期

33. 《曹丕〈典论论文〉的时代精神》，《文汇报》1962年1月27日

34. 《〈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学术月刊》1963年第2期

35. 《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75期，1964年8月23日

36. 《略谈严羽和他的诗歌创作》，《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520期，1965年8月15日

37. 《元结〈箧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复旦学报》1978年第2期

38.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比兴说》，《文艺论丛》第4辑，1978年

39. 《略谈乐府诗的曲名、本事与思想内容的关系》，《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6期

40. 《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41. 《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局限及其历史原因》，《山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收入同上书。

42. 《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收入同上书

 

43. 《刘勰论文学的作用和思想政治标准》，《广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收入《文心雕龙探索》

44. 《略谈李白的文学思想》，《语文学习丛刊》第6期，1978年11月

45. 《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

46. 《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文史》第9辑，1980年

47. 《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48. 《李白诗歌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李白集校注》前言

49. 《寒山子诗歌的创作年代》，《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辑

50. 《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

51. 《钟嵘〈诗品〉与时代风气》，《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1981年

52. 《〈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复旦学报》1981年第l期

53. 《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沧浪诗话〉》，《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齐鲁书社1981年

54. 《<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诗标准》，《唐代文学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期

55. 《唐代诗歌与小说的关系》，《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

56. 《并庄屈以为心》，《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57. 《〈文心雕龙·原道〉和玄学思想的关系》，《文学评论丛刊》第18辑，1983年

58. 《从〈乐府〉〈谐隐〉看刘勰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态度》，《柳泉》1983年第l期

59. 《〈文心雕龙·风骨〉笺释》，《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

60. 《刘勰的文学历史发展观》，《文心雕龙学刊》第l辑，1983年

61. 《〈物色〉篇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问题》，《文史哲》1983年第2期

62. 《从〈文选〉选录史书的赞论序述谈起》，《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3年11月1日

63. 《刘勰论宋齐文风》，《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

64.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

65. 《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

66. 《读〈虬髯客传〉札记》，《学林漫录》第11集，1984年

67. 《谈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

68. 《〈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条件》，《文史》第22辑，1984年

69. 《〈文心雕龙·序志〉“先哲之诰”解》，《复旦学报》1985年第l期

70. 《读〈文心雕龙·神思〉札记》，《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l期

71. 《刘勰论文学作品的范围、艺术特征和艺术标准》，《文心雕龙学刊》第3辑，1986年

72. 《钟嵘〈诗品〉论奇》，《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6年7月29日

73. 《说盛唐气象》，《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3期

74. 《汉魏六朝的四言体通俗韵文》，《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齐鲁书社1986年。收入《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

75. 《应当重视对〈文选〉的研究》，《江海学刊》1988年第5期

76. 《〈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复旦学报》1988年第6期

77.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潮1988年

78. 《李白<古风·其一>篇中的两个问题》，《天府新论》1988年第1期。

79. 《刘桢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第l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

80. 《谈前人对刘桢诗的评价》，《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4辑，1989年

81. 《杜句“羯胡事主终无赖”解》，《杜甫研究学刊》1989年第4期

82. 《刘勰文学理论的折中倾向》，《暨南学报》1989年第1期

83. 《论李白的平交王侯思想》，《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1990年

84. 《刘勰对东汉文学的评价》，《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

85. 《谢惠连体和<西洲曲>》，《江海学刊》1991年第1期

86. 《<旧唐书·元稹自居易传论>、<新唐书·白居易传赞>笺释》，《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现代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

87. 《讽喻诗与新乐府诗的关系和区别》，《复旦学报》1991年第6期

88. 《释·‘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89. 《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文史》第34辑，1992年

90. 《杜甫诗论的时代精神》，《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2期

91. 《读司空图<注愍征赋述>、<注愍征赋后述>》，《中国文化》第8期，1993年

92. 《唐代诗文古今体之争和<旧唐书>的文学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

93. 《<文选>简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文选全译》前言

94. 《唐人的诗体分类》，《中国文化》第12辑，1995年

95. 《读汉乐府相和、杂曲札记》，《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1995年

96. 《杜甫<咏怀古迹>诗的题义和写作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1期

97. 《王渔洋论唐代乐府诗》，《上海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98. 《说<文心雕龙·序志>的一段话》，《文心雕龙研究》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99. 《简论唐传奇和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中西学术》第2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0.            《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文学遗产》1997年第l期

101.            《<文选>所选论文的文学性》，《古籍研究》1997年第7期

102.            《<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我见》，《中国诗学》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3.            《元白诗在晚唐五代的反响》，《文学研究》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4.            《郭茂倩与<乐府诗集>》，《学术集林》第14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105.            《古文论研究应当重视作家作品的评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

106.            《谈<文心雕龙>的<风骨>、<通变>》，《文史》第49辑，1999年

107.            《读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学林漫录》1999年

108.            《鲁迅小说细节描写与域外小说的关系》，《海上论丛》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9.            《研究〈文心雕龙〉应全面了解其作家作品评价》，《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学苑出版社2000年

110.            《〈文心雕龙〉为何不论述汉魏六朝小说》，《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1.            《刘宋王室与吴声、西曲的发展》，《文史》第60辑，2002年

112.            《谢庄作品简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113.            《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114.            《我研究古典文学的情况和体会》，《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1期

115.            《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2003年第5期

116.            《李白文学思想的复古色彩》，《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17.            《关于唐代骈文、古文的几个问题》，同上刊2004年第1期

1、一部分论著、论文，本人虽列为编著者或主编，但实际仅备顾问，出力甚少，并未参与写作者，一概不列入本目录。

2、论文颇多，一部分未予列入本目录，大致有：(1)直接收入论著出版，出版前未曾先在刊物上发表者，如《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中的不少篇章。(2)专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两书中的不少篇章，曾先在刊物上发表者。(3)一部分较次要的文章(如文学知识介绍、名篇赏析等)，一般不列入本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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