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先生（1904—1977），湖南岳阳人。幼年失怙，寄养外家，以其聪颖被塾师破格录为门生。后入岳阳贫民工厂，工余参加免费补习学校。15岁考入武昌旅鄂中学，18岁考入武昌师范大学，在那里不但得到了黄侃、胡小石等著名学者的授业，而且还得到当时在此授课的郁达夫的赏识和帮助，并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了文学创作。1925年冬，郁达夫遭到当时武昌师大中文系旧派的反对和排挤，愤而辞职，刘大杰先生也因同情郁达夫而离校，并随郁达夫一起来到上海。1926年刘大杰先生赴日留学，1927年考入早稻田大学，从事欧洲文学的学习和研究。1930年回国，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第二年起执鞭高校，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大夏大学、济南大学、四川大学等，并曾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上海解放后，刘大杰先生被任命为暨南大学校务委员。1949年9月，暨南大学的一部分并入复旦大学，刘大杰先生也随之来到复旦大学，此后他一直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并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教研组主任、系代理主任。曾任全国文联常委、上海作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并任《收获》、《文学评论》、《上海文学》等杂志编委，参加过全国高等学校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订。

刘大杰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史专家，也是作家和文学翻译家。他的早期创作，包括小说、戏剧，有《支那女儿》、《昨日之花》、《三儿苦学记》、《她病了》、《十年后》、《渺茫的西北风》、《盲诗人》、《一个不幸的女子》等。他的作品，触及当时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被称为“问题小说”，得到郁达夫的好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系统地了解世界文学知识，深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福楼拜、左拉、萧伯纳、惠特曼等影响，并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先后翻译了托尔斯泰《高加索的囚人》、《迷途》、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显克维支《苦恋》、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屠格涅夫《两朋友》、雪莱《雪莱诗选》以及《日本短篇小说集》等。并撰有《托尔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德国文学大纲》、《德国文学简史》、《表现主义文学》、《东西文学评论》等专著。

日本留学归来后，刘大杰先生长期执教于高等学府，主要精力转移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上。刘大杰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也关心古代的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史汇入文学史的大潮中去，而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刘大杰先生由教育部任命负责主持编撰《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仅编撰第一卷（从先秦到隋唐五代，实由王运熙先生等主笔）就因“文革”而中断了，但是对于新时期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重镇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里结合刘大杰先生的文学史研究，谈三个问题。

 

刘大杰先生是受“五四”精神滋养的现代学者，具有开阔的视野、宏通的学识。他从外国文学转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从对传统浪漫文学精神的掘发开始的。1934年，刘大杰先生标点《袁中郎全集》，并为之写了一篇序言性质的论文《袁中郎的诗文观》，把公安派称为“创造新的浪漫文学的人”。1940年，刘大杰先生的《魏晋思想论》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刘大杰先生认为：“文学思想的发展，魏晋时代是带着革命的意义的。”[1]这应该是他之所以关注魏晋思想和文学的基本理由。正如林东海先生所说，先生“着手于魏晋，却立足于当代，充满时代精神。其所叙述之问题，其所可否之态度，都有意识或下意识地表现出其处身当代的立场与观点。书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当代意识，较为明显的有自由思想、主体意识、文学观念、民族精神诸方面。这些新的意念构成了本书的时代风貌。”[2]

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最高水平。上卷成书于1939年，1941年1月出版，下卷成书于1943年，1949年出版，凡三十章，近80万言。著者自觉参照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和文学史方法来梳理和阐释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国文学史的编著第一次脱离了被鲁迅称之为“文学史资料长编”的模式，而具有比较严格的史的性质，奠定了中国文学通史的基本格局。和当时众多的《中国文学史》相比，刘著体现出如下三个基本特色。

一、自觉采取冷静客观的史学态度。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文学史的编著应力求客观。胡适撰《白话文学史》，影响很大，但过于主观偏见，招致众多非议。钱基博撰《中国文学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了克服主观臆见，采用了传统史书编撰法，但史的线索不够明了。刘大杰先生在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伊始，便确立了鲜明而慎重的史学态度。他在“自序”中引用法国史学家郎宋的话说：“写文学史的人，切勿以自我为中心，切勿给予自我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过我的信仰。我要做作品客观的分析，以及尽我所能收集古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部作品的种种考察批评，以控制节制我个人的印象。”写这本书时，刘大杰先生“时时刻刻把他的这段话记在心中”，自觉保持严谨慎审的史学态度。

刘大杰先生将文学史研究奠定在“文学发展的历史性”上，认为这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基点。文学史著作要将文学现象放到当时的具体历史发展环境中去阐述其存在的历史根据，评价其出现的历史意义，才会较为切合文学发展的历史性，而不是依据现代眼光作武断取舍。基于这种历史意识，对于“简朴无华、干枯无味”的先秦宗教诗，“僵化的缺乏感情” 的汉赋，“没有多大价值”的太康诗人诗作，“艺术价值不甚高”的变文，刘大杰先生都给予了适当的文学史位置，揭示这些文学现象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这和当时随意取舍，甚至不述明清诗词的文学史是迥乎不同的。

由于采取冷静客观态度和史学意识，刘大杰先生分析具体文学现象时能一分为二从不同侧面进行评析，而非一味褒贬。他指出南朝唯美主义文学缺少社会的人生的意义与基础，但从文学本身的发展上看来，是进步的艺术，有不可磨灭的创造精神。对于唐代古文运动和“晚唐社会诗的兴衰和唯美诗的复活”，刘大杰先生分析它们对后代文学好的和坏的影响。

二、多层面探究文学发展的历史根源。

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基本上持进化论史观。但对文学进化的历史根据的搜索却费过一番周折。谢无量、曾毅的文学史著作尚没有明确的“史”的意识，仅是文学现象的有序排列。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侧重文学风格的演变。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侧重文学体制的演变推进。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已注意到文学发展和当时的社会政治、时势思想的关系，但也仅此而已。三十年代唯物史观盛行后，才开始有真正从经济关系和社会物质发展来描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但像《读书杂志》1933年后发表的几篇文学史纲要和同时的“物观文学史丛书”，常简单片面地理解两者的关系。刘大杰先生撰写《中国文学发展史》，认同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并以此为指导来清理文学史现象，同时又接受郎宋和勃兰兑斯的“文学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和思想发展的历史”的史观，并采纳了同时代人着力文学自身演变的观点。这样，他就从物质经济社会思潮、作家思想感情个性和文学文体三个层面来探究文学发展的历史根源和内在动力。这是他超过同时代文学史家的地方。

三、凸现思潮迭变中的浪漫文学精神

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编写产生巨大的影响。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和谭正璧《文学概论讲话》（光明书局1934年）等著作都从思潮迭变来看待古代文学史。刘大杰先生一方面接受勃兰兑斯的文学史观，“着眼于每个时代文学思潮的特色”；又接受郎宋“文学史是民族精神史”观点的影响，突现文学史中浪漫精神对政治伦理的冲击。在“自序”中他说：“文学便是人类的灵魂，文学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和思想发展的历史。文学史者的任务，就在叙述文学这种进化的过程和状态，在形式上、技巧上，以及那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刘大杰先生借用弗雷泽《艺术社会学》观点，描述中华民族早期文学中神权衰落、人性觉醒的精神，指出艺术走出宗教阶段，转入社会民众阶段，也就开始的社会文学和个人文学的分野。社会文学，“对于与人生，担负着更大的任务”。而个人文学，“跳动着活跃的生命，充满了血肉和种种喜怒哀乐的情绪”，两者的分野和冲突构成文学史的基本矛盾。

刘大杰先生说：“我们回顾中国过去的文学史上真能形成有力的浪漫派思潮的，只有三个时期，一个是魏晋，一个是晚明，一个是五四。”他称公安竟陵派为“新文学运动”，赞扬“这种勇猛的斗争态度，热烈的少壮的浪漫精神，是何等可贵”。晚明文学历来受到正统派的诋毁，而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则对晚明文学抗古革新的浪漫精神作出高度推崇，认为是“与五四时代的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的。很明显，刘大杰先生是在有意理清一条由魏晋历晚明而贯彻至“五四”的浪漫文学精神传统，凸现甚至放大了这种浪漫文学精神和儒家政教伦理文学观相对抗的意义，以此作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新文学在精神上的接榫。洋洋八十万言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容量之大、条理之明晰、理论基础之坚实，都是建国前出版的几十部文学史所无可比拟的。

 

 

 

 

 

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恩格斯总结欧洲历史上的现实主义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明确指出：现实主义“除了细节描写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高尔基则从更广阔的层面理解现实主义为“客观地描写现实，这种描写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创造成生活画景和人物典型。”现实主义，是“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创作的主潮。30年代，苏联还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苏联文学理论界的现实主义理论深刻影响着建国后中国文艺理论。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也很早就有人开始尝试用现实主义理论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文学。

1952年，冯雪峰发表了长文《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3]，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长和发展。在当时的学术界，没有引起较大的争论。到了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明确指出“五四”以后的文学主流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因此研究古典文学学者一般认为“五四”运动以前的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也就是现实主义。

苏联理论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并非完美无缺。聂多希文的《艺术概论》和凯明诺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一些问题》等著作，都提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和斗争，是贯穿人类文艺史的主要规律，在国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建国初期古代文学研究范围的狭窄和标准的拔高，与这种理论偏向是不无关系的。1956年苏联雅·艾尔斯布克的《现实主义和所谓反现实主义》一文，译介入国内[4]，给国内理论界以较大的震动。雅·艾尔斯布克的文章批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对立”的说法，是“把哲学和美学理论中的斗争的规律性机械地搬用到艺术中来，这是不可容许的”。在这篇文章的启发下，刘大杰先生首先在国内理论界向“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对立”的论调发难，发表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实主义问题》和《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5]等文章，严正指出：现实性和现实意义并不等于现实主义 ，现实文学并不等于现实主义文学；运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这个公式来概括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会遇到种种困难，其结果是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明问题，不能真实地分析文学史的具体内容和不同流派的作品的艺术特点，必然走上简单化、片面化的道路。运用这个公式，势必以现实主义代替积极浪漫主义，结果是降低了、模糊了积极浪漫主义在文学史中的起源、形成和它独立的地位。这个公式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变形。刘大杰先生认为现实主义的产生和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密切联系，要经过极其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阶级斗争、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大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成长等为现实主义产生的条件。依据这个原则，他认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从杜甫、白居易开始。刘大杰先生结论说：“‘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这个公式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变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理论上的一次最为深刻、最富理性的理论论争，表现出论者刘大杰先生敏锐的理论识见和睿智的探索精神。这次的理论辨析一方面得益于苏联理论界的启发，另一方面也“双百”方针下宽松的学术环境的产物。

刘大杰先生文章发表后，关于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问题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6]，在肯定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下，大家根据各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的理解，发表不同的看法。如姚雪垠的《现实主义讨论中的一点质疑》[7]就批评刘大杰先生没有注意到现实主义概念的实质，而把能够反应人们疾苦和历史现实的作品都看做现实主义。1956以后两、三年里，理论界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非常热烈。蔡仪的《谈现实主义》和茅盾的《夜读偶记》[8]，则重申了中国古代文学中贯穿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的看法。茅盾在《夜读偶记》里不指名批评了刘大杰先生等对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否定，他花费大量笔墨梳理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得出结论说：“中国文学史上，进行过长期而反复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反现实主义的文学，曾经屡次以‘正宗’的面目出现在各个历史时期”；“在阶级社会内，文学的历史基本上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茅盾的《夜读偶记》先是《文艺报》上发表，后发行了5万5千册单行本，铺天盖地，顿时成为文学理论和研究界关于现实主义的唯一正确的理论。甚至于当时的几部“红色中国文学史”也是以此理论为指导编著而成的。

刘大杰先生反对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一教条主义，是矢志不渝的。1959年，他又发表了《列宁的两种文化说――谈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9]、《文学的主流及其他》^[10]和《关于现实主义问题》^[11]，继续从理论上揭示这个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所谓“规律”，批评茅盾《夜读偶记》的论点“有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同时，也有一些学者热烈响应，共同来反思这个问题。其中，、何其芳、林庚、沈天佑、吴祖湘、邓绍基等，对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为主线来概括中国文学史也提出了怀疑。1959年上半年，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已展开对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个“假命题”的争论和检讨。

关于所谓“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主线”的讨论，是建国十七年里文艺理论和文学史领域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学术讨论。而在否定这一教条的阵营里，刘大杰先生无疑为其中坚力量。刘大杰先生对这一教条的批驳，最早且最顽强。

 

 

 

 

 

魏晋时期的思想与文学，激荡着一种反抗束缚、宣扬个性的精神，与20世纪上半叶的浪漫思潮相合拍，所以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刘大杰先生早期的文学思想也崇尚浪漫文学精神。他于1939年撰著了一部《魏晋思想论》，着意于张扬魏晋思想中的反抗意识。在《魏晋思想论》中，刘大杰先生设专章“魏晋时代的文艺思潮”，来讨论魏晋时期的文艺及文学批评思想，列叙曹丕、陆机、葛洪等文学批评家对于文学观念变革的作用。他分析说，自曹丕《典论·论文》肇端，开始重视文学，“对于文学的对象，有离开六艺而注重纯文学的倾向”；陆机《文赋》则“完全离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从纯文学的观点出发，发出许多可贵的议论。他这种思想，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自然是很大的，于是大家都承认文学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专门论文的著述，和文集编纂的著作，也就一天天多起来了”。然后论到葛洪，认为“陆机的文学思想，我们可以看作文学建设的理论。但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学观，加以破坏和攻击的，是称为道教徒的葛洪”，“他能以老子的自然论与庄子的进化论，应用到文学观念方面去，所以他的见解击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而发出清新自由的理论了”，“他从时代的变迁，说到文学的进化，用言语不同，章句残缺，古事醇素、今事雕饰种种合理的见解，来说明今古文章不同的原因。这种观念，既合进化论的科学原理，其论点又非常正确，比起儒家那种盲目的拜古主义来，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了”。“我们可以说，魏晋的文学，是完全建筑在当日的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的基础上的。这种哲学宗教思想的构成，又以当日的政治现象与民生状况为基础”。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大杰先生有意凸显中国古代有异于儒家文论思想的另外一派文学理论线索。他在整理《袁中郎全集》时，还发表过论文《袁中郎的诗文观》，也是肯定明代后期公安派摆脱束缚、脱离依傍，尊重性灵，张扬个性的文学精神。在他看来，魏晋文学、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致的。“五四”现代文学运动，具有自己的文学渊源和传统。

20世纪40年代，刘大杰先生的巨著《中国文学发展史》，较为注意联系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想来阐述当时的文学创作情况，其中列有专节论述魏晋时期“文学理论的建设”、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江西诗派及其理论反动、明代的文学思想等等。建国后修订的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浪漫文学精神有所削弱，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有所加强，联系文学理论来阐述文学创作和思潮的特点，还依然保留着，而且有所丰富和深入。新版《中国文学史》中有一节《王充的文学观》，论述王充“主实用”、“重内容”、“反模拟”、“尚通俗”、“对赋的不满”的文学思想。唐代部分联系白居易的文学理论，论述了新乐府运动。宋代部分联系黄庭坚的诗歌理，论论述江西诗派。下册叙述明清时期的文学，是紧密联系文学理论观念来梳理文学思潮的发展的，如拟古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公安派与反拟古主义的文学运动、清代晚明文学思想的继续等章节，都是如此。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重视联系文学批评史来把握历代文学思潮的迭变，批评史的线索在这部文学史著作中依然有迹可寻。60年代初由刘大杰先生任主编，组织力量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应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由于健康等原因，196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刘大杰先生并未执笔多少文字，而是由王运熙、顾易生等先生撰写，由他斟酌定稿的。

 

 

 

 

1.        《明人小品集》，北新书局1934年

2.        《山水小品集》，北新书局1934年

3.        《注释历代小品文选》，中华书局1935年

4.        《魏晋思想论》，中华书局1939年

5.        《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6.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主编），中华书局1964年

7.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中华书局1939年初版，下册1949年

8.        《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上中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958年

9.        《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新版，上中下），中华书局1962年

10.    《中国文学发展史》（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11.    《中国文学发展史》（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12.    《中国文学发展史》（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3.    《中国文学发展史》新一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4.    《中国古代大诗人》（与王运熙先生合作），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年

15.    《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        《红楼梦的地点问题并致俞君平伯》，《晨报副刊》1925年4月20日

2.        《再说红楼梦的地点问题》，《晨报副刊》1925年5月26日

3.        《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1925年12月1日。

4.        《红楼梦里的地点问题》，《文学论集》1929年。

5.        《红楼梦里的性欲描写》，《文学论集·艺林》18、19期，1929、1930年。

6.        《袁中郎的诗文观》，《人间世》第13期，1934年

7.        《爱国诗人屈原》，《少年文艺》1953年第6期

8.        《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解放日报》1954年3月7日

9.        《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4期，1954年8月1日

10.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艺术形象》，《解放日报》1954年12月19日

11.    《薛宝钗的思想本质》，《文艺月报》1955年第1期

12.    《晴雯的性格》，收入《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3辑，作家出版社1955年

13.    《两个尤三姐》，《文汇报》1956年10月29日

14.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文艺报》1956年第16期。

15.    《中国古典文学史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文艺报》1956年第22期

16.    《关于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6月7日

17.    《再谈胡笳十八拍》，《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

18.    《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批评》，《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

19.    《文学的主流及其他》，《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56期，1959年4月19日

20.    《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8月9日

21.    《杜甫的道路》，收入《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22.    《柳宗元及其散文》，《文学遗产选集》第3期，1960年

23.    《关于一些古典作家的生卒年问题》（与钱仲联先生合作），《学术月刊》1963年第4期

24.    《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与章培恒先生合作），《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

25.    《黄庭坚的诗论》，《文学评论》196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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