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1893—1984），名希汾，字绍虞，生于江苏苏州，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复旦大学教授。

据郭绍虞先生《自传》[①]介绍，他并非科班出身，实为自学成才。他只读过小学及中等工业学校两年，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辍学。之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附属尚公小学教书，因此，有机会饱阅涵芬楼藏书，奠定了学术生涯的基础。不久就出版了处女作《战国策评注》（上海文明书局，1916年）。后来，郭绍虞先生进入进步书局(原上海文明书局)当编辑。该局停办后，他到启秀女中当老师，并在东亚体育学校兼职任教。此时他披阅历史资料，独力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体育专科史《中国体育史》，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后收入“万有文库”），显示了敏捷的才思和卓越的胆识。

1919年，郭绍虞先生担任《晨报》特约撰稿人，先后发表过《马克思年表》[②]等作品。1919年下半年他经顾颉刚介绍，在北京大学旁听，并加入主张宣传新文化的“新潮社”。

1921年元旦，郭绍虞先生与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致力于批判旧文化，介绍新思潮。同年，郭绍虞先生开始了他的大学执教生涯，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和语言学。他先后在济南第一师范学校、福建协和大学、开封中州大学、武昌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开始任北京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系主任及研究院导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迫停办，日伪曾将郭绍虞先生关押两日，强迫他到日伪接管的北京大学教书，但郭绍虞先生坚持民族气节，断然拒绝接受聘书，并在燕京大学最后一堂课上，深情朗读《诗经·黍离》，狂歌恸哭，上演了中国版的《最后一课》。之后他甘于清贫生活，情愿在私立中国大学任教。

1942年郭绍虞先生返回上海，最初在开明书店当编辑，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之江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任系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郭绍虞先生加入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即“大教联”，并任“大教联”同济大学分会主任，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成为著名的民主教授。1948年8月，出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

1949年9月，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郭绍虞先生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来还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在复旦大学度过了后半生的35年。

1950年，郭绍虞先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文艺界联合会第二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第三届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上海语文学会第二、三、四届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辞海》副主编、《上海文学》编委等职。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1984年6月郭绍虞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1岁。

 

郭绍虞先生学海扬帆70春秋，教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汉语语法修辞等领域的研究。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奋耕耘，在这些研究领域都获得了累累硕果。

郭绍虞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他一生为建立和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斐然成绩，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这里拟从三个方面谈谈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

 

 

20世纪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是陈中凡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先生早年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就是以陈著为参考教材[③]。但是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仅7万余言，且多依据四库馆臣的《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提要》，只能说是发凡起例，粗具梗概。郭绍虞先生在陈著的启迪下，自1927年就开始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资料搜集和研究，花费了七、八年工夫，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此前，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于1932年在武汉大学发行内部油印本，而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是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影响更为广泛。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里这样谈及他的写作初衷：

我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曾努力搜集资料，也曾努力着手整理，而且有时也还自觉有些见解，差能满意；然而终于知难而退，终没有更大的勇气以从事于巨大的工作，《文心雕龙·序志篇》之批评以前各家，议其“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在我呢，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能粗鲁地观衢路，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

文学批评史，注重理论的阐发，因此与文学理论较为接近；同时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文学文献，因此又姻联着文学史。而在20世纪初期的文学思想中，谈文学理论基本上是借鉴西方新说，很少有学者去思考古代文学批评对于现代理论的价值――这种状况要到40年代后期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和钱钟书《谈艺录》的问世才有较大的改变。所以郭绍虞先生确立了“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更为注重从“史”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更为强调古代文学批评与古代文学创作、文学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学科创立阶段，郭绍虞先生这个指导思想确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性质。后来，虽然也出现过“古代文论”研究，注重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阐释，而研究古代文学批评的主流方法和主要实绩还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联系早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来看，郭绍虞先生确立的这个指导思想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像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在论述古代作家时，一般只引用时人或后人的一些评论，以此代替著者自己的阐述，而这些评论是否中肯，也未能作仔细的辨析。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则更多地抛弃古人的评论，而直接以自己的文学观念来构筑古代文学史。这两种方法各有偏颇，若能“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对古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阐释，就可以更为细致深入，更为切近历史真实。郭绍虞先生曾介绍过自己最初步入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心理：

五四时期，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文艺理论的材料没有引起大家重视，我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方面而写起中国文学批评史来了。[④]

看来，他最初从事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是出于对文学史研究现状的一种思考。

对于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朱自清先生用非常朴实的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成绩：

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⑤]

一部著作要做到“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是多么不容易啊！特别是在学科草创期，少有依傍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非得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勤奋和吸收借鉴新鲜理论、自创新局的思辨识力才行。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搜集、采用的文学批评资料远远超过陈著，如同朱自清所说，他是“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披沙拣金”，不仅重视那些为人熟知的文论著作，还开阔视野，从中国古代各种诗话、词话、乐论、论诗诗及别集和圈点评论，以及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和笔记小说中剔抉爬梳，提要钩玄。朱自清先生曾感叹说：“第一个人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得推郭绍虞先生。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⑥]郭绍虞先生在30年代初对宋诗话的辑佚考辨，大约是后来学者很难一时超越的。正是这些第一手材料的发掘整理工作，夯实了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文献基础。对于文献资料的运用，他清醒地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他在《自序》中说：

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即使对于昔人之说，未能惬怀，也总想平心静气地说明他的主张，和所以致此的缘故。因为，这是叙述而不是表彰，是文学批评史而不是文学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

也就是说，是以史家的态度来对待古代文学理论，而不是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再批评。在20世纪早期，古代文学理论遭到冷遇，甚至苛责。胡适说金圣叹的小说戏曲批点是八股文老套，郑振铎说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没有上过正轨，茅盾干脆说中国过去就从没有文学批评。当然，他们这样说，其真实用意是在为新文学理论开道，所取的态度是文学批评而非学术研究。郭绍虞先生保持史家的冷静和客观，这是慎重的学术态度。人文学术虽然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但是学者应该尽量避免曲解古人，强人以就己，这一份谨慎，还是需要时刻保持的。

研究历史，重在“识力”。从材料中发现意义，从零散中发现联系，从时间片断中发现线索甚至规律，那才是真正的史学。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贯彻着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特点、历史发展线索的认识，体现出他的史识。郭绍虞先生是在理论上较为趋新的学者。他较早接受文学进化论和纯美文学观，并将这些理论观念贯彻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他曾发表专文探讨古代文学批评中“文学”一词含义的变迁，以及广、狭文学观念的变化。[⑦]《中国文学批评史》则具体展开来阐述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杂文学观与纯文学观之间的错综转化关系。既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详细阐述儒、道文学观的历史演化，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神”“气”说》里论断说：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主要问题，不是乌烟瘴气闹什么“文以载道”的说法，便是玄而又玄玩一些论神论气的把戏，前者是儒家思想的发挥，后者是道家思想之影响。这两家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竟发生了这样大的影响.

这显然是站在“纯文学观”的立场来审察古代文学批评。依据文学观念的历史演进，郭绍虞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分期问题。他认为：

大抵对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简言之，则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而后一时期则偏于质。前一时期重在形式，而后一时期重在内容。所以这正是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至于以后，进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则一方面完成一种极端偏向的理论，一方面又能善于调剂融合种种不同的理论而汇于一以集其大成。由质言，较以前为精确、为完备；由量言，亦较以前为丰富、为普遍。[⑧]

今天来看，用演进/复古、文/质、形式/内容的对立与转化来概括原本丰富复杂的古代文学批评史，不免失之偏颇、机械，但这种“二元对立”恰恰是20世纪前大部分时间里人文学者的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与革旧布新的时代大势相一致的，也体现出人文学者从旧的文化遗产中寻求新动向、新萌芽的努力。郭绍虞先生的这种概括同样如此。此前日本人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虽称为“史”，其实是若干个点的组合，谈不上分期。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没有涉及分期问题。郭绍虞先生首先从文学批评本身演进出发，寻找一条贯通中国几千年文学批评的线索，不论其结果后人赞同与否，这种工作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诚如罗宗强先生所言：“不论后来学术界对于古文论是否需要分期与如何分法意见是否一致，郭先生的分期说在文学批评史研究上是一种进步。它说明在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过程中，对于它的演变特点的认识是深化了。”[⑨]对于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先生给予中肯的评价：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取得重大成就的三四十年代，本书无疑是最有系统、最深入的一部，因而成为本学科最重要的奠基石。[⑩]

 

 

郭绍虞先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从文献基础工作开始的，而且一直重视文献的辑佚、校勘和注释。早在1927年，他就开始注意诗话方面的材料。后来在诗话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学术界所公认。

郭绍虞先生对宋诗话的整理和研究，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据他的《宋诗话辑佚序》说：他要做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         辑撰《诗话考》。

二、         撰写《诗话丛话》。

三、         辑撰《诗话辑佚》。

四、         编辑《诗话新编》。

五、         编辑专家诗话。

通过这五方面的工作，从不同角度对诗话文献作辑录、整理和研究，可以更为充分地将诗话中的理论运用于文学史、批评史中，发挥诗话的学术价值。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属于第一个方面，《宋诗话辑佚》属于第三个方面，《陶渊明诗话》属于第五个方面。限于个人的力量，这五项庞大的计划，郭先生只实现了其中的一部分，只能说是发凡起例的工作。但他这五项计划，实际上对20世纪整理研究诗话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第二项的“诗话丛话”，80年代以后发展为批评史学科中的“诗话学”；20世纪90年代，集中全国相当一批古代文论学者从事编纂的《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就是郭先生所提出的第四项计划编辑“诗话新编”的具体实施；而中华书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规划并陆续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与郭先生编辑专家诗话的思路是相一致的。

郭绍虞先生研究诗话的成绩，突出表现在对宋代诗话的辑佚和考证上。“诗话兴而诗亡”是明人的一句口头禅，明代诗学的主流是反对宋诗，对宋代的诗话文献也就不够重视。元末陶宗仪《说郛》中摘录的一些诗话，到明代后期多已失传了。清人何文焕的《历代诗话》，以收录宋代诗话为主，《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收录大量的宋代诗话、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也收录若干种宋人诗话，它们对于宋诗话的保存和流传，都有重要意义。但是宋代散佚的诗话依然很多；就是传世的诗话，也存在作者真伪、卷帙多寡，版本歧出等问题，需要认真清理。郭绍虞先生的批评史文献工作就是从宋诗话开始的。他的《宋诗话辑佚》1937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印行。70年代末，经过补充修订，由中华书局于1980年重新出版。该书47万字，从宋代诗话总集、类书、笔记等文献中辑录了宋代诗话35种。对于各则诗话，不仅注明其文献出处，而且同一则诗话有不同出处的，还严格校勘文字异同；并时加案语，或考辨条目同出，或辨析正误。长期以来，这部《宋诗话辑佚》是研究唐宋诗歌和诗学的学者案头必备的文献。现在《宋诗话辑佚》的正文，全部汇入新近出版的《宋诗话全编》。

在早年辑佚宋诗话时，郭绍虞先生就发表了《宋代残佚的诗话》、《北宋诗话考》、《四库著录南宋诗话提要述评》、《南宋诗话残佚本考》等相关论文。在文献性工作“不合时宜”的70年代，郭绍虞先生对此继续加以整理，撰写了《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该书分为三卷：“以现尚流传者为上卷，其部分流传，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成之者为中卷；至于有其名而无其书，或知其目而佚其文，又或有佚文而未及辑者，则概入下卷。”（《序一》）《宋诗话考》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考辨诗话作者及其生平，辨别真伪。宋代诗话，多是随笔杂记，以资闲谈，有时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重视，很多诗话作者的生平湮没不彰。《宋诗话考》尽可能地依据相关文献考证出诗话的真实作者和生平。如考证《许彦周诗话》作者许顗的生平；引用新文献考述《藏海诗话》作者吴可的仕履，补《四库提要》之阙疑；考证《竹庄诗话》的作者；辨析《全唐诗话》旧题尤袤撰之误，并考定其作者为贾似道，等等，都凿凿可据。旧题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宋代就有人疑其为伪作。郭先生排列宋代关于《后山诗话》的各种说法，加以辨析，得出结论，认为：“师道确有诗话，但未成书，其为人亦不免有自负气息，故易为人所依托。意者原稿未及刊行，他人得之复加增益，遂致事实牴牾，启人疑窦。”并以宋人所称引校勘通行本，列举十则以示例。

二、介绍各种诗话的著录情况和版本源流。宋代诗话有的是先与别集合刊，然后才独立出来；有的是后人从笔记语录中汇集出来的；既有单独刊行的，也有汇录于丛书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郭绍虞先生对于宋诗话见识广博，尽可能全面地列举各种诗话的版本情况，弄清诗话编录、卷数、散佚情况。如《沧浪诗话》单行而见于丛书中的，就列举了16种。

三，阐述和评论诗话的主要内容、地位、后代影响。郭绍虞先生常称赞清人章学诚把诗话分为“论事”、“论辞”两类之精当，他论诗话，着重在理论方面，注重揭明诗话的理论主旨，而且把单个的诗话著作放到整个诗话史和批评史上来评论其意义和影响。《后山诗话》，历代认为是他人依托之作，不甚重视。郭绍虞先生则把《后山诗话》放在诗话发展史上去定位，评论说：“此书虽仍是随笔体裁，但与以前诸家诗话有所不同。一，所论不限于诗，兼及古文四六，扩大文学批评之范围，为此后《诚斋诗话》诸书之所祖。二，即其言诗不偏于论事，而论辞又不限于摘句，则又为《沧浪诗话》、《对床夜语》诸书之所自出，使诗话之作由说部而进入理论批评，则其关系至巨，正不必以依托病之矣。”确为肯綮入理之言。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清人评价很高，认为它“不诡于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主要是从儒家诗教立场持论的。郭绍虞先生则从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线索中阐述张戒《岁寒堂诗话》的地位。他说：“余尝紬绎其书，觉前哲所评犹有未尽。盖张氏诗论重要之点，乃在南宋苏黄诗学未替之时，已有不满之论，而其所启发，似又足为沧浪之先声也。”然后比较张戒《岁寒堂诗话》与严羽《沧浪诗话》之异同，指出张戒反对苏黄，取法乎上的思想，“与沧浪论点相同”，但“沧浪重韵味而流为禅悟，张戒重情志而归于无邪”，“沧浪为王渔洋之先声，张氏为沈归愚之前驱”。这些论断都可以看出郭绍虞先生治学用工细致而眼界开阔的特点，只有深入细致地“照隅”，才能入乎其内，深造其微；而只有具备宏通的学识眼光，才能“入出其外”，获得高见。“照隅”与“通识”兼备，还体现在对黄彻《（上巩下石）溪诗话》的论述上。就是在这部思想存在“糟粕”的诗话中，郭先生发现了“为他种诗话所罕有的”特点，即“黄氏此书独能在诗格诗例方面，另出手法，以创为语法修辞之规律，则事属首创，其功有不容湮没者”。郭先生兼治语法修辞，所以才有这个发现。在论述黄彻“于诗学创立类例”的精诣卓识后，他还加以引申，论及建立语法修辞学的问题，虽然与批评史不直接相关，但是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不妨引出来：

余以为清儒之治古书，与诗人文人之论诗例文例，均可视为奠定语法修辞之基，盖不先论法而先论例，则法从例出，而便于实践；不先求其专攻，而先观其会通，则语法不仅可与修辞相结合，且可与词汇相结合，自能全面而正确，了然于汉语之特征，即施之口语亦莫能外。故不如从词例入手，则语法、修辞、词汇三者相结合，而汉语之特征显。汉语之特征显，然后吸收外人之学，取其分类之长而活用之，则洋为中用，而不为西语陈规所束缚，同时复使昔人《古书疑义举例》、《经传释词》以及《文则》一类之书成为科学化、通俗化，则古为今用，亦不致抱残而守阙，斯则最根本、最基础之步骤。

20世纪的语法学中存在着“先论法而后论例”“例从法出”和“先论例而后论法”“法从例出”的分野，《马氏文通》大约属于前者，郭绍虞先生的语法修辞学则属于后者。20世纪的文论研究，常常是搬用西方的某个理论来框套中国古代的言论，不也是“先论法而后论例”“例从法出”吗？郭先生提出的“法从例出”，对于今天的文论研究，或许也有一些值得思考和借鉴的意义吧。

关于诗论专书研究，郭绍虞先生撰有《沧浪诗话校释》、《诗品集解》、《续诗品注》、《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等。其中《沧浪诗话校释》汇集校、注、笺合为一体，《诗品集解》、《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则采用“集解”的形式。关于“集解”，郭先生在《<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后记》中说：

集解，虽似资料性的工作，但对学术研究也有很多方便：其一，把材料聚在一处，排队、归类，容易看出问题症结所在，便于选择和评论；其二，有些解释，尽管理由不够充足，未能成立，但提出的问题，有时可能给人启发，产生另一种看法；其三，我所加的案语，可能有错误，或引述断章取义，或批评出于误解，保存原材料则便于覆案，易于纠正；其四，读书之时，偶有所见，很容易自矜自满，通过集解工作，知道有些话前人早已说过，那更可以虚心一些。

清代乾嘉学术，注重文献汇集之完备和考辨之细致。在这种风气之下，当时的集部研究就出现了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和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之类具有集注性质的成果。郭绍虞则进一步将这种集注、集解形式运用于诗话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资料积累，对于我们辨析诗论意旨的细微之处，梳理诗学思想的衍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诗绝句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体裁，以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为最早。杜甫《戏为六绝句》，在后代诗论史上影响巨大，但是限于绝句短小体制，指代模棱，表意歧解，后人反复求索而“求明反晦”。但是后代的注释解说，倒是构成了一段久远的阐释史。郭绍虞采取“集释”的形式，一方面“比观众说”，搜集、荟萃历代对于《戏为六绝句》的解释，撮其要旨，辨其异同，评其得失。另一方面“以杜证杜”，既把六绝句看成相互联系的整体，又联系杜甫其他诗歌中的论诗见解，以及杜甫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来辨析《戏为六绝句》的意旨。仅六首绝句，郭先生集释的文字近三万言，足见其搜采之富，用心之细。我们仅举一例来看。《戏为六绝句》之三：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这首诗主要是评论初唐“四杰”，并反击当时后生的讥哂。但是由于指代含糊，诗句分读有歧，历代对于此诗的解释，也就各有不同。其中主要问题，一是“尔曹”指代谁？一种解释认为“尔曹”指代卢、王四杰，另一种解释认为尔曹指代后生。郭先生比较众说，寻绎诗歌意脉，认为“以‘尔曹’指后生者为是”。二是第二句有“劣于――汉魏近风骚”和“劣于汉魏――近风骚”两种读法，而且意思差别甚大，历代解释者莫衷一是。郭先生联系唐代前期的复古思想和诗歌前后语意，提出“以‘汉魏近风骚’五字连读为宜”，并认为“劣于汉魏近风骚”一句，正为杜甫称引后生之言，而非杜甫之语，解释说：

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骚，杜甫非不知之；顾不以是薄之者，则当时文体如是，固非四子之病也。当时文体如是，而四子独能杰出流俗，自侪不朽，则龙文虎脊，自有其不废江河者在。固非身与名俱灭之尔曹，所能望尘追及矣。

这个解释从诗意和杜甫整个诗学思想来看，都是很确切的，也为后代多数论者所接受。

自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以绝句论诗成为风气，出现了许多绝句体诗论。其中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是较为有名的一种。与杜甫《戏为六绝句》直接提出宗旨不同，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重在评论前代诗人创作，在具体评论诗人时寓含着自己的诗学主张；加上后代解释材料不如杜甫《论诗三十首》那么丰富驳杂，因此郭绍虞没有采用集释的方式，而是采用“笺释”来阐发元好问具体批评之背后的诗学意旨，指出“元氏论诗宗旨，重在诚与雅二字”，“重内容而不重形式，重自然而不重刻琢”。

郭绍虞的《诗品集解》汇集了杨振纲《诗品解》、《皋兰课业本原解》、杨廷芝《诗品浅解》、无名氏《诗品注释》、孙联奎《诗品臆说》等各种阐释司空图《诗品》的文字。因为《诗品》本身，可以意会，难以诠释，他的解释只是间出己见，诠释大意，要言不烦，与笺释严羽《沧浪诗话》、杜甫《戏为论诗六绝句》的广罗博搜不同。袁枚的《续诗品》则浅显明白，郭先生采用“以袁注袁”的形式，联系《随园诗话》、《小仓山房文集》中的论诗文字，相互参证，触类旁通。

《沧浪诗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少数几部自成系统的文论著作之一种。它对于后半部中国诗歌史和诗学史有着深远的影响，明代的复古格调诗学、清代的神韵诗学与它都有渊源关系，后人特别是清人对严羽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展开反复辩难，《沧浪诗话》成为后代诗学的一个理论焦点，《沧浪诗话》的版本流传也较为复杂，异文较多。还有一点，《沧浪诗话》虽然对宋代苏黄诗学、江西、四灵诗派猛烈批判，而其中许多理论、术语，甚至思维方法都与宋代诗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郭绍虞先生的《沧浪诗话校释》就是针对《沧浪诗话》的这些特点来开展工作的。关于沧浪诗话的版本校勘，由于郭绍虞先生当时看到的最早的《沧浪诗话》版本是明代正德年间刻本，离严羽时代已有近两百年，于是他采用与严羽生平接近的魏庆之《诗人玉屑》抄录严羽论诗文字为底本（新近发现了《沧浪诗话》的元刻本，应该是最为可靠的版本，惜郭先生未及亲见）。校释部分，郭绍虞先生一方面钩稽严羽诗论的渊源，细致辨析严羽诗论与宋代诗论之间的联系，“于注释文中，特别重在沧浪以前之种种理论，以说明沧浪诗说之渊源所自”。另一方面，对于后人的引申和辩驳之语，尽管观点丛杂，异说纷纭，不一定符合严羽原意，《校释》也尽可能采入，并围绕一个个问题点，展开细致的理论辨析，如“以禅喻诗”问题、“别材”“别趣”问题，郭绍虞先生都联系后代影响及后人评论来加以分析得失，辨其利弊。特别是联系后代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论的理论胶葛，来阐发《沧浪诗话》的理论影响。其引用文献极为丰富，有些文献如陶明濬《诗说杂记》，今人已难得获见，一般只能从该书转引了。

注重文献的基础工作，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近百年历史中一贯的传统。而郭绍虞先生一生研究文学批评史也始终重视文献的辑佚、校勘、笺注和阐释。我们可以看出批评史学科的这个传统与郭绍虞先生治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学术的积累，须依靠学问家；而文化潮流的掀起和推动，更需要的是思想。学问的最高境界，应该是通过学术去表达思想。

在近百年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想文化变革中，郭绍虞先生也自觉地通过学术传达了他的声音。1919年，郭绍虞先生加入北大“新潮社”，“新潮”社是北大年轻学子发起的一个宣传新文化的文学社团。？？年，郭绍虞先生在社团刊物《新潮》上发表了《从艺术发展上企图社会的改造》[11]一文，他在文中提出：

真正的艺术家，要是真想自由发展他的艺术，总觉现在社会制度，是他这种思想很有力的障碍，于不知不觉之间，自会有社会改造的倾向。

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知识界所主张的批判旧制度、旧文化，建设新制度、新文化的声音。不过他的武器是“艺术”。他认为社会改造不仅是物质上的改善，同时需要精神上的充分改造，所以从艺术发展上看，也是社会应当改造的一种趋势。因此，他反对唯美派极端的艺术独立论。不久，郭绍虞与沈雁冰等人一起发起“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主旨，与“从艺术发展上企图社会的改造”是完全一致的。

在20世纪20年代，运用西方思想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是基本趋势。郭绍虞先生也预流这种思潮。1925年，他发表了《中国文学演化概述》，1927年又发表了《中国文学演进的趋势》。两文内容大致相同，大的文类区分，本于美国摩尔顿（Moulton）的“文学的近代研究表”，而小节目则完全立足于中国文学史本身。依据摩尔顿的观点，郭绍虞认为文学起源于早期歌谣，歌谣分化为叙事诗、抒情诗和剧诗；叙事诗演进为历史、序跋、传记、小说；抒情诗分化为诗和赋，赋演进为骚赋、辞赋、骈赋、律赋、文赋，诗则分化为乐府和古诗，古诗演进为近体和词曲；剧诗，由乐语大曲的没落到民间诸宫调的兴起，再到元人杂剧、明人传奇，越来越自由。分析的结果，郭绍虞认为中国文学演进的趋势是自由化、散文化、语体化，“近人所提倡的新体诗，其动机固是受外来文学的影响，其风格却仍有其历史上的渊源。新体诗的演进，其初期即是语体的自由诗，一方面采用古诗之没有音律的束缚，一方面采用词曲之没有句调的限制，所以正亦不妨视为诗体自然的演进”。通过采用进化论历史观对中国文学发展趋势的描述，郭绍虞试图梳理出新文学与传统旧文学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特别是30年代，新诗越来越严重的欧化趋向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诗的新毛病，展开反思和批评。这时，郭绍虞先生开始侧重于研究古代文学的语言问题，他的这种探讨是有其针对性的，他要从中国古代文学里寻找解决新文学过度欧化的药方。在《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12]一文里，郭绍虞先生说：“我以为假使要矫正句式之过度欧化，惟有文学之音乐性上加以注意，能注意到文学的音乐性，自然易于断句，自然使人易于明瞭其意义，而不会陷于过度的欧化了。”文学的音乐性是郭绍虞提出的矫正欧化倾向的手段，新文艺作家在文学音乐性上若能充分注意，并学习文言文的长处，便可以有效的避免欧化的白话文是“哑巴的文学”的弊端。郭绍虞指出，中国语词具有弹性作用。也就是说，中国语词的流动性很大，可以为单音，同时也可以为复音，随宜而施，初无一定。弹性作用的主要原因是文字与音节之间不协调。中国旧文学的修辞技巧，包括“语词升缩”“语词分合”“语词变化”“语词颠倒”，就是通过选择语词调配音节以使二者协调。在《中国语词的声音美》[13]中，郭绍虞又指出，中国语言文字的单音缀和孤立的特性，格外能显示音节美；单音缀的语言所构成的语词，同样也能帮助文辞中的音节之美；双声叠韵的配合则可以自由比拟外界的任何声音。“由感情言，中国语词更有声义并显之妙。”“本于拟声与感声的语词，其本事即具有一种声音美，所以中国文辞只须巧为运用这些语词，自然容易显出声象与声情之美，而同时也容易显出音节之美。”从使用工具的演变，郭绍虞对中国文学史作出独特的划分：春秋以前是语言与文字比较接近的诗乐时代，此时的文学是“近于语言型的文学”；战国至汉魏是语言文字分离的辞赋时代，文学渐离语言型而从文字型；隋唐至北宋是古文时代，以准语体的古文古诗为文学主流；南宋至现代为语体时代，小说戏曲等语言型文学此时为盛。[14]他认为这样划分可以避免文言和白话的争端，可以矫正现代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偏颇。郭绍虞批评20世纪上半叶编著《中国文学史》的片面：“有些文学史之重在文言文方面者，每忽视小说与戏曲的地位；而其偏重在白话文方面者，又抹煞了辞赋与骈文的价值。前者之误，在以文言的余波为主潮；后者之误，又在强以白话的伏流为主潮。”（同上）这的确是当时《中国文学史》编著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郭绍虞认为从语言文字上看，“中国文学的遗产自有可以接受的地方，（辞赋与骈文）不得仅以文字的游戏视之；……现在的白话文过度的欧化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至少也应带些土气息，合些大众的脾胃”。（同上）在《语文通论自序》里，郭绍虞概括他对新旧文学的认识，我们不妨略微多引些：

真是旧得透的自然吸收新的潮流，真是新得透的，也自然能接受旧的遗产。只有半瓶醋的一知半解之流才会发生争端。如能了解历史上的文学演进之情形，则通于古自能达于今，便不会固执己见。如能了解文学上的诸种理论与诸种体制，则明于此自能悟于彼，也不致抹煞一切。我们看到历史上文字型的文学每受到语言的影响，而语言型的文学也常受到文字的牵制；我们再看到各种文体之演变，如辞赋之由律赋而进为文赋，语录之由散行而成为骈俪，便可知语言之与文字有其专有的特性，同时也有其共有的特性。语言文字之关系，既如此其密，是则虽以语言为中心的语体文，也何必定须排除文言。文言中无论是骈文（文字型）或古文（文字化的语言型）体对于语文也一样有帮助。其最大的帮助，即在音节方面。骈文之易于断句固不必说，即古文也是利用文字的特点，以使辞句之组织，不必用标点而读下去时自能得其句逗。我以为文言中这一点长处是最有关系最不可抹煞的。……又何必一定废除文言！于文言取其音节，于白话取其气势，而音节也正所以为气势之助。

可以说，郭绍虞是当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文字最有自觉意识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这种种努力是“想从中国的语言文字以解决文学上的文白问题”。朱自清在《中国文的三种型》里也指出郭绍虞《语文通论》里“讨论到中国语文的特性和演变，对于现阶段的白话诗文的发展关系很大”[15]。

建国后，郭绍虞先生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这不是违心之谈，这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学者，进入了人民共和国，与时代、与人民一道前进的喜悦。郭绍虞自觉学习新的政治理论，“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在学术思想上发生较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我们套用郭绍虞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建国之前主要是“法从例出”，从古代文学自身中看出问题，当然也有近现代思想观念的烛照，但不刻意去曲己就人。建国后则多了一些“例从法出”，即用被标榜为新的、进步的文学理论观念去分析评价古人。建国后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改写，就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这里不赘。在其他一些文章和著作中，他常常用唯物论/唯心论、现实主义/形式主义、思想性/艺术性等对立性标准来衡量对象。如评论严羽《沧浪诗话》偏于艺术性而忽于思想性、偏重于形式主义的理论，“受当时唯心的禅学的影响，不会看到反映现实的问题”。在《试论文赋》里，分辨风与骚的分别，“大抵本于风者，多有现实主义的倾向，而出于骚者往往偏重形式技巧”。在论刘勰、元好问等时，都持这种标准而给予褒贬。直到在《宋诗话考》中他论苏辙《诗病五事》时还说：

窃以为文艺为一定的政治服务，自是颠扑不破之真理，谓辙所论为当时之政治服务则有之矣！若视为狂悖庸妄，一无所取，夫岂其然！……要之，人之思想可随时代而不同，人之诗文也可随时代而变化，而于诗文中反映其思想则无不同者，评诗衡文应以思想内容为第一标准亦无不同者，若以诗理与常理不同，而纯主艺术，反以重视思想者为狂悖，则趋于极端，亦同归于狂悖而已。

现在我们后人读这些文字，甚至会觉得荒唐，但这在当时的确是被奉为“颠扑不破之真理”而“洗入”人文学者的脑海中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现在看来也显得荒诞，50年代不少学者就奉为教条，郭绍虞先生在1957年也写过《从“文”和“文学”的含义说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更觉此问题只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提出的一项新课题，这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当然有其共同之点，可以照样搬用”^[16]。这里的“新课题”、“共同之点”、“搬用”，就是那时的逻辑。

进入新时期后，郭绍虞先生进入耄耋之年，依然没有停止理论的思考。他的《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两篇文章[17]明确指出：研究古代文论是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前提，要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扩大研究领域，发现、整理新材料，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总结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特点和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他指示了新时期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开拓前进的方向。

纵观郭绍虞先生的一生，虽然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但是他紧紧跟随时代新潮的跃动，不断捕捉当前文学的新走势、新问题，将自己的学术融入新思想、新文化，参与新思想、新文化的建设。

人文学术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的研究，思想是它的灵魂。人文研究不能没有思想，像中国文学批评史这类偏重理论的学术，更应该包蕴着学者个人对人类生存、社会发展乃至学科自身意义的思考。至于某些社会主流思想被强加给学者个体，学者接纳主流思想而取代个人的理论思考，那是由20世纪某些时段特定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其是非曲直，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检视，我们不必站在历史之外，去妄加褒贬。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1947年

《元好问文选》，北新书局1936年

《宋诗话辑佚》，哈佛燕京学社1937年

《学文示例》，开明书店1941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

《白雨斋词话》，（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1版），中华书局1961年

《中国历代文论选》（上、中、下），中华书局1962年、1963年

《诗品集解，续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

《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

《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万首论诗绝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国故概要甲辑：文学理论之部》，燕京大学《国故概要教材》。

《中国文学演化概述》，《文艺》1926年第2期

《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

《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

《所谓传统的文学观》，《东方杂志》第25卷第24期，1928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小说月刊》第19卷第1期，1928年

《文章流别论与翰林论》，《燕大月刊》第五卷第3期，1929年

《文气的辨析》，《小说月刊》第20卷第1期，1929年

《先秦儒家之文学观》，《睿湖期刊》1929年第1期

《文笔与诗笔》，《睿湖期刊》1930年第2期

《诗话丛话》，《文学》第1卷第2期，1933年

《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文学》第2卷第6期，1934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永明声病说》，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1935年3月13日、20日

《从永明体到律体》，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61、169期，1936年6月12日、29日

《陶集考辨》，《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

《文笔再辨》，《文学年报》1937年第3期

《宋诗话辑佚》，《北平哈佛图书馆》1937年

《宋代残佚的诗话》，《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37年

《北宋诗话考》，《燕京学报》第21期，1937年

《神韵与格调》，《燕京学报》第22期，1937年

《朱子之文学批评》，《文学年报》第4期，1938年

《性灵说》，《燕京学报》第23期，1938年

《四库著录南宋诗话提要评述》，《燕京学报》第26期，1939年

《袁简斋与章实斋之思想与其文论》，《学林》1941年第8期

《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文学年报》1942年第1期

《论诗小记》，《国文杂志》第2卷第3期，1943年

《论中国文学中的音节问题》，《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年

《论诗话的话》，《文讯月刊》第8卷第3期，1948年

《谈方言文学》，《观察》第5卷第5期，1948年

《从批判<红楼梦研究>问题谈到古典文学教学问题》，《光明日报》1954年12月30日

《关于文心雕龙的评价问题及其他》，《光明日报》1956年9月9日《文学遗产》121期

《试论文心雕龙》，《语文学习》1957年第9期

《答毛任秋“关于刘勰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1957年8月18日《文学遗产》170期

《中国文学批评中“道”的问题》，《文艺研究》1957年第1期

《<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光明日报》1961年11月5日《文学遗产》387期

《从<诚斋诗话>的时代谈到杨万里的诗论》，《光明日报》1961年2月26日《文学遗产》352期

《释兮》，《江海学刊》1961年第12期

《关于沧浪诗话诗论的补充意见》，《光明日报》1962年9月16日《文学遗产》432期

《再论永明声病说》，《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1963年

《再论沈约声病说》，《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

《试论文赋》？？？？？？？？？

《关于<文赋>评价的通信》，《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

《试测沧浪诗话的本来面貌》，《艺林丛录》第5辑，1964年

《论“戏为六绝句”与“论诗三十首”》，《学术月刊》1964年第7期

《文心雕龙再议》（与王文生合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31日

《文笔说考辨》，《文艺论丛》第3辑，1978年

《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形象思维问题》（与王文生合作），《上海文艺》1978年第2期

《论比兴》，（与王文生合作），《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

《“六义”说考辨》，《中华文史论丛》复刊号，1978年

《蜂腰鹤膝解》，《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79年第4期

《重视古代文论的研究》，《云南日报》1979年4月10日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问题》，《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兴观群怨说剖析》，《大公报》1979年9月

《谈谈清诗话的学术性》，《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 期

《文论札记三则》，《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

《<清诗话续编>前言》,《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六辑，1982年

《骈文文法初探》，《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3年

《<清诗话续编>出版有感》，《文汇报》1984年6月26日

《声律说续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辑，1987年

朱东润

 

 

朱东润先生（1896－1988），原名世溱，后以字行，江苏泰兴人。朱东润先生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者之一，也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

朱东润先生自幼失怙，1907年受族人资助，考入南洋公学附小读书。因成绩优异、刻苦勤奋，1910年得上海南洋公学监督唐文治资助升入中学。此后却因家境贫困、资助中断而辍学。时值辛亥革命，朱东润先生的三哥因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而被清军杀害。三哥的就义，对朱东润先生触动很大，终其一生，他都抱爱国爱民、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之旨不移。1913年秋，朱东润先生入留英俭学会，赴英留学，次年进入伦敦西南学院读书，课余从事翻译，以济学费。1916年初，朱东润先生放弃学业，毅然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1917年秋朱东润先生应聘至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开始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1919年朱东润先生回到江南，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他出任武汉大学特约讲师，受闻一多先生委托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抗战爆发后，他忍痛抛妻别子，愤然离开沦陷的家园，绕道东南亚，远赴大西南，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斗争。1942年8月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7年夏，至无锡国学专科任教，后又任江南大学教授。1951年春任齐鲁大学教授，同年秋，改任沪江大学教授。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朱东润先生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解放后，朱东润先生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他历经非人磨难，爱妻邹莲舫夫人也因受牵连而不堪凌辱含冤而亡，但朱东润先生却以一身傲骨面对邪恶实力的威压，始终不肯屈服。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5月，朱东润先生以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念，以及刚直守正，以德立身，以天下为己任的节操，体现了他追求真理、注重科学的精神。

1981年朱东润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还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中华文史论丛》主编等职。

朱东润先生于1988年逝世，享年92岁。

朱东润先生的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最早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之一，是该学科开创时期颇影响的奠基之作。他先后创作近10部传记，推动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朱东润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20世纪一部重要的学术经典。关于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出版，朱先生在1944年开明书店版前面的《自序》里介绍说：

1931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1932年秋间，重加以订补，1933年完成第二稿。1936年再行删正，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第三稿。1937年的秋天开始排印。

第三稿只印成一半，抗战爆发，武汉大学西迁，第三稿的下半部丢失了。最后承叶圣陶先生的资助，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由开明书店出版，就是这部《大纲》。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见到《大纲》的初稿和第二稿，对朱先生如何“订补”、“删正”，也就不得而知了。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看到朱东润先生题赠“东启兄”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为国立武汉大学排印本。这部《讲义》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稿。在《目录》下由一段题记，说：

二十年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次讲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次年续编至清末止。略举诸家，率以时次，或有派别相属、论题独殊者，亦间加排比，不尽亦时代限也。凡七十五篇。

这段题记所言，与上面的《自序》正相符合。从中可以看出，最初编撰的讲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的初稿，第二年又继续编撰至清末为止，这就是第二稿。上图藏的这部《讲义》第二稿，虽然没有出版时间，但是据《自序》所言，应该是1933年出版的。

据《大纲》的自序所言，《大纲》是“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和”而成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部第二稿的铅印本，把两者相对照，就可以发现，《大纲》哪些部分是第三稿，哪些部分是第二稿了。第三稿是对第二稿“再行删正”而成的，那么我们通过对照，就会弄清楚朱先生是如何对第二稿进行修改删正了。从1932年到1936年，是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是思想文化界剧烈变动的时期，朱东润先生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呢？通过对《讲义》与《大纲》的比较，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什么。抱着这种想法，我花一些工夫把《讲义》和《大纲》进行对照比较，梳理朱东润先生在1932年至1936年间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些思想演变。

《大纲》为七十六节，《讲义》为七十五节，从第四十二节《高棅》开始一直到清末，《大纲》的内容与《讲义》完全一致。显然，《大纲》是由第三稿从《绪论》至宋元部分“并合”第二稿的明清部分而组成的。那么现在我们把《大纲》第三稿从《绪论》至宋元部分与《讲义》的相同部分加以对照比较，就可以看出1936年朱先生“再行删正”的具体情况了。

第一、《讲义》常引述西人理论，作中西比较。《大纲》予以删除，并强调民族精神。

引介西洋理论并据此阐释中国文学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普遍盛行的学术风气。陈中凡先生1927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大量引用西洋文学批评理论，并常据此立论评判中国文学理论。郭绍虞先生的文章《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就是依据美国学者莫尔顿的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体的演变。朱东润先生写于三十年代初的《讲义》，亦是如此，凭借对西洋文学理论的熟稔，他有时引用国外理论，如在《讲义》的“绪论”里，就有两大段英国文学批评家高斯（edmund gosse）所谓“批评一语出自希腊语裁判之字”，“亚里多德殆为文学批评之始祖”云云，并称其“论极持平”，同时还引证森世保列著文学批评史的例子。这些在《大纲》里都被删去，仅保留英人高斯的一小段话。《讲义》中还有一些据西洋理论以立论和进行中西比较的断论，《大纲》则或予修改或径直删去。如：

《讲义·绪言》第一段论“文学批评一语，古无定名”后有一句：“大率近人分类虽视古益精，而文学批评一语之成立，翻待至与西洋文学接触而后。”这一句，《大纲》已删去。

《讲义·第四汉代之文学批评》论司马迁云：“《史记·屈原传》论离骚，推赜索隐，无愧于后世印像派之论者。”《大纲》改为“推赜索隐，直抒作者之情意于纸上。”

《讲义·第四十贯云石、周德清、乔吉》有这样一段话，参证中西，说：“法国有大戏曲家大仲马者，一日其子以戏曲作法之秘诀叩之，大仲马曰：‘易耳。戏剧之成功，在乎首折明白，末折简短，而中间富于兴趣耳。’其言与凤头猪肚豹尾之说，有可以互相证明者。”《大纲》把这段话删去。

这几处的修改，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有着朱先生自己的思考。我想这种修改大约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朱先生反思“以西释中”的学术模式，抛弃了过去那种引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理论的学术思路，而注重于掘发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二是在外患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朱先生爱国情绪更加激切，这种爱国情绪在学术上则表现为不愿意仰洋人之鼻息。实际上朱先生的爱国情感民族情绪在《大纲》里是可以看出来的。《大纲·绪言》第二段，他发表“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的议论，这段文字在《讲义》里是没有的。《大纲·第二古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诸家》首段“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的大段议论，《讲义》中也是没有的。这不是爱国情怀的寄寓吗，不是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亲和感的流露吗？《讲义》中没有论及陆游的文学批评，《大纲》则给予相当的篇幅作补充，或许也不无深意吧。

《大纲》从《绪论》至宋元部分与《讲义》的相同部分，在内容上也有一些变化：《讲义》中有“第三十八、王铚、谢汲”是论王铚《四六话》和谢汲《四六谈麈》。《大纲》把整节删去。《大纲》补充了“《诗》三百五篇及《诗序》”和“自《诗本义》至《诗集传》”两节，那是因为朱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研究了《诗经》学，撰著过《读诗四论》。《大纲》还补充了“第十九、初唐及盛唐时代之诗论”，这一节是《讲义》所没有的。在这一节里，朱先生提出唐代诗论家“大都可分两派：一、为艺术而艺术，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图等。二、为人生而艺术，如元结、白居易、元稹等。”并继续阐发说：

大抵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者，其论或发于唐代声华文物最盛之时，如殷璠是；或发于战事初定，人心向治之时，如高仲武是；或发于乱离既久，忘怀现实之时，如司空徒是。惟有在天下大乱之际，则感怀怅触，哀弦独奏而为人生而艺术之论起：元结丁天宝之乱，故有《箧中集序》；元白在元和间，目睹藩镇割据，国事日非，故有论诗二书。

这一论断是《讲义》所没有的，是朱先生在1936年删正时撰写的。这一方面是用当时较为流行的文学理论来烛照和梳理唐代文论，另一方面从时代盛衰治乱来立论，也寄寓了朱先生对现实社会的关切。

和《讲义》相比，《大纲》立论更平妥、严谨。《讲义》中有一段比较刘勰和钟嵘，说：

嵘总论诗义有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其言极泛。《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较为亲切。

这段话批评钟嵘其言极泛，称赞刘勰其言较为亲切，这是不够妥当的。钟嵘的诗学观念要比刘勰进步。后来《大纲》中这段话改为：

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略涉藩篱，未加深论。仲伟《诗品》总论诗义，始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此则学有专攻，立论自异。

显然《大纲》之论要合理得多。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批评“艳歌婉娈”的淫辞，纪昀批点云：“此乃折出本旨，其意为当时宫体竞尚轻艳发也。观玉台新咏，乃知彦和识高一代。”朱先生在《讲义》中批驳纪昀，说：“文心雕龙成于齐末，纪氏自言之，不应其中议论乃为三十年后之宫体而发。纪氏号称敏给，不意乃有此过，固知疏忽之失，不易尽免也。”而《大纲》则删去这一段批驳的话，而改为正面引用纪昀评点《通变》批语。这样修改，态度更为温厚，也更为符合教学讲义的体例。

《大纲》对《讲义》的修改，有的地方还可以看出朱东润先生对问题研究的深化。《讲义》论述司空图的影响说：

表圣此论，以味外之味，韵外之致为极则，其论衍为严羽之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衍为王士禛之神韵论，斯皆其遗胤也。

也就是说司空图、严羽、王士禛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司空图与严羽、王士禛之间相异的一面更突出。到了1936年，朱先生对此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所以删去了上面这段话。《大纲》中对司空图与王士禛的异同，作出新的认识，说：

今以表圣之书考之，知渔洋所云之诗境，仅为表圣所举种种幻境之一部。……渔洋论诗，独主神韵，撷取《诗品》诸语，张其宗风，一若表圣之言，与渔洋若合符契者。考之表圣集中，则又不然，今录其《诗赋赞》于次，亦可见其持论之不主一格矣。

《大纲》中更强调王士禛与司空图相异的一面，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只算得上是《诗品》诸种幻境之一种，而司空图本书的诗学观念是“不主一格”的，非神韵所能限。这个见解是更为确切的。司空图也欣赏“涛怒霆蹴，掀鳌倒鲸”的雄奇诗风，称赞韩愈歌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都非王士禛“神韵”说所能牢笼的。

《讲义》中一些文献考辨的论断，《大纲》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怀疑《诗式》的作者并非皎然，《讲义》据此进一步推测说：

今按原书“文章宗旨”条，称康乐公作诗，得空王之助，其他称“康乐公”者凡三。又书中称人，或分举名字，或沿袭俗称，独与康乐标致独异，疑其确出谢氏子孙所为。《总目》称其摭拾辑补，语近平允。

但是，皎然，俗姓谢，名昼。《讲义》的这段推测就显得无谓了，并不能否定皎然的著作权。所以《大纲》中干脆把这段文字全部删掉。《讲义》中其他地方的一些苛责古人的文字，《大纲》一般也都予以删除。

在引用文献上，《大纲》变化的不多，但是有一处还是值得提出来。沈约的“八病”说，在后代影响很大，但是沈约原书已无可考证，后代记录沈约“八病”说的有日人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朱先生在撰写《讲义》时，尚没有见到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所以只提了后两种文献，并说：“梅书出于依托，然所述较为详尽，附录于此，以资印证。”《讲义》所引的“八病”说，全源于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在朱先生修改《讲义》的1936年之前，储皖峰专取《文镜秘府论》中论病称《文二十八种病》已经校印问世。所以朱先生有机会见到《文镜秘府论》中备述沈约“八病”说，于是在《大纲》中，他论沈约“八病”时，依据的文献是《文镜秘府论》，而不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选择的文献更为可靠。这虽为小事，但是正显示出一个学者的严谨不苟的学术态度。朱先生还引申说：

盖自梁陈迄唐，推演益密，其说益完，而唐时日僧来吾国求学者，遂得而存之，亦礼失而求诸野之意也。

通过上图藏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之前半部分，朱东润先生花费了怎样的心思去删改修润，可以体会他在修改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情怀和学术探索。可惜的是，朱东润最后修改稿的下半部分在战乱中遗失了。朱先生花费的心思，我们只能了解一半。他在《大纲》1944年版《自序》里感叹说：“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后，全部付印，因此又迁延了若干时日。事实终于显然了，我的大部的书稿和手写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今天，我们比较《讲义》与《大纲》之上半部分，发现朱先生修改之深意和精思，就更感慨第三稿下半部遗落之可惜了。这是日人战火带给中国学术的又一桩憾事。

 

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详近略远，从先秦文论一直写到晚清陈廷焯，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内容包括诗、文、小说和戏曲批评理论，涵盖各种文学样式，而且写完全书在郭绍虞先生之前，所以章培恒先生评论说“《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实是我国最早提供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较完整架构、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作出富有新意的探讨和概括的著作。”[18]

朱东润先生的《大纲》以及其他单篇论文在撰述体例上的一个特征是“以人为纲”，“以人立章节，而不对时代或宗派加以特别的标示，以见出重要批评家卓立于时代和指导潮流的作用”（《序言》）。这是他的一项编写原则。这种编写体例，可能是借鉴了传记文学的著述体例。我们知道，朱先生是传记文学专家，早年对国外传记文学做过研究。在此姑且称之为“传记式”写法。按照朱先生在《序言》所说，这样的体例，可以把一个批评家的理论全貌完整地呈现出来，也可以凸现各个批评家在理论上的超越时代、指导潮流的作用。联系他的单篇论文来看，这种“传记式”写法，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联系批评家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来阐述其理论主张。正如《诗人吴均》所说：“我们要彻底了解诗人的著作，有时非深切地知道他的身世不可，所以需要年谱，及同类的作品。”[19]朱先生在研究批评家时也注意联系他的身世和时代背景，如在《沧浪诗话探故》里，搜罗零碎的资料，考述严羽的生平和交游，从而在整个宋末的诗学活动中，阐述严羽论诗的主旨。《梅尧臣诗的特点》一文，联系家庭教育、北宋初期政治党争以及梅尧臣的贬谪经历等背景来论述梅尧臣诗歌内容风格及其转变。《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及其论诗主张》和《陆游的创作道路》等文章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二是在广阔的批评史的背景中分析批评家理论主张的前后联系和独特性。虽然朱先生注意力着眼于一个个批评家个案，但是，在具体论述时，实际上是有一部批评史整体在后面支撑着他的论断。他注意追溯个体批评家理论的渊源，从理论史中考察批评家的理论贡献和局限。《沧浪诗话参证》[20]一文，详细比较严羽论诗与唐宋诗歌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得出结论说：“沧浪之说，或得之于前贤，或得之于时士，在沧浪固未必据为己有，在后人尤不必推为独创。”并专门分析严羽论诗沿袭江西诗论之处。《述方回诗评》[21]在梳理江西诗派流变的基础上分析方回诗论的得失。朱先生阐述钱谦益的文学批评，首先探讨钱谦益的师友学问渊源[22]；综论王士禛、袁枚的诗论，也都是“先探其源流所自”，考察神韵说、性灵说在六朝、唐、宋、元、明诗论中的渊源流变过程，并进而评述王士禛、袁枚的理论独特性[23]。三是联系批评家的创作来阐明其理论主张。朱先生说：“对于理论家的检查，最好从他的作品考虑。作品和理论不一定都符合，但是正因为不尽符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真面目。”他的《沧浪诗话探故》，专门有一节“从严羽的作品检查他的诗论”，从作品可以检查出严羽所谓盛唐，只是“假盛唐”。《梅尧臣作诗的主张》一文，也把枚尧臣的诗论和诗作相互对照，看到“他的作品，是能体现他的主张的”。司空图的诗论，《诗品》所构的“幻境”，“为国家颠危无可奈何之余境”，而其诗作则抒写“哀时之感”，“不肯竟入幻境”，这太阿倒持，大乱已成的时代使然[24]。朱先生的批评家研究，把批评家放在整个批评史中加以评述，把批评家个人与整个时代相联系加以考察，也把批评家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联系起来，考察其间的复杂关系。总之，他试图把批评家作为一位传主，来给予全面综合的展示。这正是“传记”式编写方式的特点。

研究历史，自然避免不了“史观”的问题。郭绍虞先生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罗根泽先生早年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也力图“搜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褊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致厚蔑古人，贻误来者”（《自序》）。这种力求中正客观的严肃态度，对于史家来说，自然是重要的。但是，任何历史研究，都难以做到真正的客观而不夹带有史家的主观，研究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更是如此。朱东润先生研究批评史的态度，与郭、罗二先生有着明显的不同。朱先生明确地说：

但是我愿意声名，一切史的叙述里，纵使我们尽力排除主观的判断，事实上还是不能排除净尽。……我们的目标，不妨完全是史实的叙述，然而事实上不能办到，这是一点。还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观的问题。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所看到的，永远是事态的片面，而不是事态的全面。固然，我们也说要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观察事态，但是一个事态的许多片面的总和，仍旧不是事态的全面。这是又一点。还有，历史的记载当然是史，文学批评史也是史，但是和历史的史究竟还有些许的不同。在以往的许多著作里，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不是文学批评呢？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择别，择别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在叙述几个批评家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流变，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较，这也是判断，更不是史实的叙述。文学批评史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这是第三点。[25]

朱先生说文学批评史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有就是说，在批评史的选择、叙述、评判中，自然要蕴涵着研究者的历史观念和文学观念。那么朱先生研究中“批评的气息”是怎样的呢？

阅读朱先生文史研究的成果，不论是建国前的，还是建国后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的政治性视角和人民性立场。大体上来说，建国前的研究更注重于时代战乱、政治黑暗、民族矛盾等问题。建国后的研究更注重于人民性立场。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和《司空图诗论综述》[26]里，他辨别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而面对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交侵的国势，朱先生显然更着意于为人生的艺术。所谓“为人生的艺术”，与传统文论中关注现实民生的讽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元、白之时，天下已乱，然发而为新乐府，讥刺讽谏，犹幸得邀当局之垂听，谋现状之改进，其诗成为人生的艺术者此也”。朱先生说：

《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确是讨论吾国文学的颠扑不破之论。加以在过去的时代中，中国民族经过了无数的丧乱流离，所以，文学上不断地看到了政治的阴影，在诗，在文，在词，都是如此。[27]

朱东润对司空图的评价显然比严羽要高得多，就是因为司空图虽然在理论上造成诗国之幻境，但是其诗歌则对人生发表悲慨，表现时代“政治的阴影”；而严羽呢？“以其诗论之，则在盛唐诗集以外，添一可有可无之诗；以其人论之，则在南宋区宇之中，著一不痛不痒之人，乱真虽同与刻楮，加冠则等之沐猴，齐豕人言，秋坟鬼唱，固无当矣！”[28]

“政治的阴影”，是朱东润先生研究古代文学的着眼所在。朱先生在建国前有两篇研究元代杂剧的文章，正是研究元代杂剧“政治的阴影”。元代杂剧中的“衙内”角色，没有一个是好人，做出种种奸淫掳掠恃强霸占的行为，而且大多数都冠以汉姓，这是为什么？朱先生的《说“衙内”》[29]一文，从元代异族统治下的民族压迫和文化专制政治来分析这个问题。指出： “‘衙内’是当时的蒙古族兵官，而‘衙内’的行为，是蒙古族兵官对于异族的迫害”，在元人杂剧里有意地歪曲史实，常常借古人的姓名，写着当时的事实，把蒙古族兵官的危害，把当时的民族迫害搬上舞台，并指出苦难同胞的出路。从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南渡以后，直至天兴三年（1234）金亡的时候，在这二十年中，河北一带，包括现在河北省、及山东、山西的一部，完全成为兵荒马乱的世界。“这二十几年的活地狱，在我们的诗文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我们知道中国文学是如何地富于感伤的气息，把人生的艰辛，都写到文学里，那么看到这样的诗文，正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可是我们想到元杂剧的初期作家，大多生于金没元初，还有他们大多是大都——金之中都，亦即今之北京——人，他们生在这个活地狱中，假使在他们的作品里，对当时蒙古统治者的残杀掳掠，一些痕迹都没有留下，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朱先生研究杂剧的另一篇文章《元杂剧及其时代》[30]也是着力阐发元杂剧中反抗民族压迫的政治主题。朱先生在文中议论说：

从种种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奇渥温氏一朝怎样地统治中国。在这里不是以一姓统治万民，而是以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在胜利的时候，他们是加紧地掳掠、屠杀，直到失败的时候，他们退出长城，度原来的游牧生活。在中国历史里，元代可以算是黑暗时期中最黑暗的一幕。但是在这段最黑暗的时期中，全部的元人杂剧出来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光辉，除了李直夫系女真人外，其余全是汉人，他们的努力值得后人无穷的钦慕。……在元人杂剧里，我们所看到的，是被征服民族的血泪。有些是由痛苦而感到麻木，由麻木而产生颓废，由颓废而追求享乐，享乐是享乐了，可是在欢愉的眼角里仍萦着悲惨的泪颗；但是有些毕竟是痛苦，是呼号，是在无可希冀之中想望解放的方法。……在这里所看到的止是一种特有的趣味、新鲜的生气和一股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姿态。这正是每一种好的新文学产生以后应有的常态，而不是后代作品所能模仿的东西。还有，现代人读元杂剧，只看到这是戏剧，而忘却了杂剧后面的时代，忘去了这是在民族压迫之下写出来的东西。

这些文章，就是今天读起来，也能够感受到朱先生反抗侵略和压迫，渴望自由和民主的铮铮铁骨。

1936年，中华民族危难当头，这一年朱东润先生40岁，他发表了《公羊探故》[31]。这可以算得上是一篇社会文化史论文，探讨从《鲁史记》到《春秋》，从《春秋》到《公羊传》，即先秦诸夏民族受到异族侵略的过程中《公羊》作者在改作、解释的过程中所寄寓自己的思想。朱先生说：

假如我们认识当日改作底意义，知道这种意义，和当前的社会现实，有密切的关系，也能发生实在的作用，那么这样地读经，才不是浪费精力，也许对于国家，不无相当的裨益。

也就是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意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民族的精神。这篇文章分析了先秦时期诸夏对抗秦、楚异族，国家为秦、楚所吞没，而与此同时，秦、楚二国，为诸夏文化系统所吞没，“正和日后许多吞没中国的异族，毕竟为中国文化系统所吞没一样”。周秦诸儒文化系统所维系的非常散漫的国家面临外族入侵时，《公羊传》的作者流露出许多理想主义的言论，“读《公羊传》，要记清这是一部充满了理想主义者所写定的书籍。这里的中心思想，是要团结诸夏，抵抗异族”，“我们自有我们底无数志士，奔走呼号，提出团结诸夏，抵抗异族的主张。他们是失败了，但是他们还是成功，因为他们底主张，深深地埋进每一个中国人底心坎。”读这样的论文，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朱先生胸中热烈的民族情感和政治关怀，感受到他的学术中也流露出来反抗侵凌的政治理想。

由于朱东润先生早期的文史研究，已经自觉地把学术探索与苦难时代联系在一起，在研究历史中寄寓着对民族侵凌政治压迫的不满和反抗，所以，在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他的思想演变，就显得顺理成章，合乎逻辑地自然发展了。政治性、人民性内化为他的自觉立场，而不是“思想改造”压力下所被迫接受。建国前的“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二分论，到建国后，在朱先生的思想中演变为“密切结合现实”和“不结合现实”的分野。在《梅尧臣作诗的主张》里，他说：

中国自古以来的诗论，倘使我们作一个粗线条的划分，可以分为一类是密切结合现实的，一类是不结合现实或是反对结合现实的。贴标签是一种不太妥当的办法，但是为了说话的便利，我们可以说一类是现实主义的，一类是非现实主义的。……把文学作品和当前现实联系起来，这是我们文学批评里的优秀传统。

建国后，朱先生重视的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和文论，这是他建国前重视“为人生而艺术”思想的合理发展。建国他发表了《关于梅尧臣诗的一些议论》、《梅尧臣诗的特点》、《梅尧臣作诗的主张》、《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及其论诗主张》、《陆游诗的转变》、《陆游的创作道路》、《沧浪诗话探故》等文章[32]。这些文章中，朱先生侧重于肯定传统文学与文论中关注社会现实、表现现实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精神和同情人民苦难遭遇的人民性立场。如他论述梅尧臣的诗歌，指出，“早年他因为人民的痛苦和西夏的侵略，深深地感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所以诗中坦率地提出他的怨愤和他自己的主张；中年而后，因为国势的暂时安定和他自己的日渐衰老，所以诗句逐步向平淡方面发展，成为他后期诗的特点。……从尧臣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和对于人民的同情，交织在一处。”在民族危难一度空前高涨的时期，我们在陆游的《剑南诗稿》中可以听到抗战的声音。剑南军旅生涯，使陆游明白了“诗家三昧”在多种多样的生活里，“在国防前线、努力作战的准备里，在积极奋斗、直到死前的一刹那里”。而严羽“在流离失所的时代里，无视人民的痛苦，陶醉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焯风雪，弄花草，这样的诗人，永远不能成为人民的诗人。我们要理解诗人的生活和时代，其故在此”。朱东润先生的这种政治性视角和人民性立场，在他的前后研究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他自觉采取的学术态度。学术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是他自觉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联系前面已经提及的朱先生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经历，那么，朱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很容易理解的。

20世纪80年代前期，学术界曾经对建国三十年的文学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清理，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把“人民性”问题悬置起来。当然，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开口只谈“人民性”，那是不正常的，但是，因噎废食，一个时代的所有文学批评和研究闭口不谈“人民性”，同样是不正常的。文学对社会弊端、民生艰苦的关注虽然不是古代文学的全部，但也是古代文学中值得重视的精神传统。只要社会中还存在“人民性问题”，文学就不应该规避“人民性”话题。当然“人民性”关怀，不应是源自于外在的思想灌输，而应是源自于思想深处的自觉。

《陆机年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卷，铅印本1930年，线普长722492。

《读诗四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年

《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开明书店1947年

《史记考索》，开明书店1948年

《文学方面专题讲授；史博文学》，复旦大学1955年

《陆游研究》，中华书局1961年

《陆游选集》，中华书局1962年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梅尧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四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诗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简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3年

《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中国传述文学的过去、将来》。

《中国文学史·宋元部分作品选读》。

论文类：

《诗人吴均》，《新月》第2卷第9期，1929年

《述钱牧斋的文学批评》，武大文哲季刊第1卷第3期，1931年

《述钱牧斋之文学批评》，《文哲季刊》第2卷第2期，1932年

《袁枚文学批评论述》，《文哲季刊》第2卷第3期，1932年

《诗教》，《珞珈》第2卷第4期

《王士祯诗论述略》，《文哲季刊》第3卷第3期，1934年

《古文四象论述评》，《文哲季刊》第4卷第2期，1935年

《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文哲季刊》第5卷第1期，1935年

《论大小雅说臆》，《文哲季刊》第5卷第3期，1936年

《古诗说摭遗》，《文哲季刊》第6卷第1期，1936年

《诗心论发凡》，《文哲季刊》第6卷第2期，1937年

《怎样读诗经》，《国文杂志》第1卷第4、5期，1943年

《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国文月刊》第45期，1946年

《元杂剧及其时代》，《国文月刊》第77、78期，1949年

《离骚的作者》，《光明日报》1951年3月3日

《楚歌及楚辞》，《光明日报》1951年3月7日

《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

《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光明日报·学术》35，1954年4月

《现实主义是什么时代成熟的》，《解放日报》1959年3月16日

《陆游的思想基础》，《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70期，1959年7月19日

《说女嬃》，《解放日报》1961年7月22日

《杜甫的八哀诗》，《光明日报·文学遗产》411期，1962年4月22日

《关于梅尧臣诗的一些议论》，《文汇报》1962年9月5日

《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及其论诗主张》，《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3期

《梅尧臣的诗》，《复旦学报》1978年第5期

《梅尧臣诗的评价》，《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

《论传记文学》，《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读书》1982年第3期

《传记文学能丛<史记>学到什么》，《人物》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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